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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先秦时期，广西地区主要是“西瓯”、“骆越”的聚居地域。西瓯、骆越有着独特的文化传统，商周时期受到岭北青铜文化的影响，开启了广西青铜文化的缓慢发展。至战国时期，由于岭北楚、越系青铜文化大量进入，促使广西西瓯、骆越青铜文化得以快速发展。秦汉时期，广西考古学文化面貌又发生较大变化。从广西先秦至汉代考古学文化变迁看，本地文化是受到楚文化、秦文化、汉文化的影响而发生重大变化的。发生变化的历史背景，是与岭北越人的南迁、秦征岭南、汉武帝平定南越有直接关系。汉武帝统一岭南后，加大了对岭南的开发，北部湾地区成为当时面向海外的战略要地，开通了汉王朝对外交流与贸易的国门，而合浦、徐闻、日南则成为汉代海上丝绸之路始发的重要港口。
　　
　　关键词：西瓯；骆越；合浦汉墓；海上丝绸之路。
　　
　　一广西地区的先秦民族---西瓯、骆越。
　　
　　商周时期，长江以南广大地域属于越族的聚居地域，越族是分布较广的一大族群，文献中称之为“百越”. 《汉书·地理志》颜师古注引臣瓒曰：“自交址至会稽七八千里，百越杂处，各有种姓。”岭南地区的越族被称之为“南越”.文献记载，南越族很早就与中原有联系。《尚书·尧典》载：尧“申命羲叔宅南交”. 《大戴礼记·少间》载：舜“南抚交趾”. 《逸周书·王会解》记载，商汤时，东方有“符屡、仇州、伊虑、沤深、九夷、十蛮、越沤”,南方有“瓯、邓、桂国、损子、产里、百濮、九菌”.这里的沤深、越沤、瓯，应是指当时居住在我国南方的部分越族。商臣伊尹还曾下令让岭南越人贡献珠玑、玳瑁、象齿等特产。[1]周代设“职方氏”之官，专门“掌天下之图，以掌天下之地”,其中就有南方的“七闽”越人之地。[2]“百越”之称始见于战国，《吕氏春秋·恃君篇》云：“扬汉之南，百越之际。” 《史记·吴起列传》记：“楚悼王……南平百越，北并陈蔡。”西汉贾谊还以百越专指岭南越族：“（秦）南取百越之地，以为桂林、象郡，百越之君俛首系颈，委命下吏。”[3]
　　
　　广西地区主要是“西瓯”、“骆越”聚居地域。“骆越”之称始见于战国，《吕氏春秋·本味篇》载有“骆越之菌”. 《史记·赵世家》：“夫翦发文身，错臂左衽，瓯越之民也。” 《索隐》：“今珠崖儋耳谓之瓯人，是有瓯越。” 《正义》：“属南越，故言瓯越也。《舆地志》云：‘周时为骆越，秦时为西瓯，文身断发避龙'.则西瓯骆又在番禺之西。”秦开始统一岭南之时，遣尉佗、屠雎率军沿湘桂走廊进攻而与西瓯战。《淮南子·人间训》载：“（秦军）以与越人战，杀西瓯君译吁宋。越人皆入丛薄中，与禽兽处，莫肯为秦虏，相置桀骏以为将，而夜攻秦人，大破之，杀尉屠雎，伏尸流血数十万。”又南越尉佗《报文帝书》曰：“蛮夷中西有西瓯，其众半赢，南面称王。”[4]可见，在秦攻入岭南之前，在广西就有一个国君为“译吁宋”的西瓯国，是岭南各部族中一个较为强大的部族。西汉时将瓯越和骆越并称。《史记·南越尉佗列传》太史公曰：“瓯骆相攻，南越摇动。”可见，西瓯、骆越是两个族属，西瓯主要分布于广西的东部，而骆越主要分布于广西的西部。在秦汉王朝对岭南进行统一并设郡县进行控制之下，岭南各越族群也成为秦汉王朝统一管控下的民族，促进了各民族的大融合。
　　
　　二先秦时期西瓯、骆越考古学文化的发展。
　　
　　以上从文献记载梳理了广西先秦民族发展的简单历程。可以看出，商周时期在广西就形成了许多族群，尤以西瓯和骆越两大族群为主。从考古发现看，商周时期的这些族群考古遗存发现还不多，主要在广西中部的武鸣一带发现几处，呈现出浓厚的本地文化特色。如在武鸣岂马山发现的一处商周时期的崖洞墓，[5]在一天然崖洞内发现 6 个壁洞墓葬，出土陶器、石器、石子、玉器等，陶器有壶、釜、杯等，多为圜底，壶、杯器形也多圜底釜形，只是底部加圈足。从埋葬形式和陶器特点都表现出了浓厚的地方文化特色。又如武鸣元龙坡发掘了 350 座墓葬，[6]有研究者认为属战国早期，均为竖穴土坑墓，墓为狭长形，长宽之比约为 4∶1,有些墓葬在填土、二层台或墓底放置大石块。随葬品多为生活用品、生产工具、及兵器等。比较特殊的是，埋葬时有意将随葬物击碎，然后撒在不同深度的填土中或墓底各处。出土的陶器有釜、罐、瓮、壶、钵、碗、杯等，绝大多数为圜底器，圈足器极少，不见平底器和三足器，显示出较原始的制陶工艺。从此墓地出土的铜器看，除青铜卣和盘有可能是内地传入外，其余多为本地特征的兵器，如斜刃钺、扇形钺、靴形钺、柳叶形矛、弧刃刀等极具本地特色。墓中还出土铸造这些兵器和工具的石范，说明这一时期本地已能够铸造小件青铜器具了。
　　
　　广西发现的东周时期尤其是战国时期的遗存就比较多了，并且分布范围扩大，主要分布于三个区域：一是桂西南的左、右江流域，二是桂中部的柳江、红水河流域，三是桂东北部的漓江、贺江流域。尤以桂东北的漓江、贺江流域有最多发现，在兴安、灌阳、恭城、平乐、贺州等地都有东周时期的墓葬发现。其原因应是这一地区与湖南接壤，是湖南东周时期的文化传入所致。从这一时期墓葬的文化面貌看，呈现出多种文化因素。以平乐银山岭发现的墓葬为例可以看出[7]（原报告定为战国中晚期至秦或汉初，有研究者定为西汉早期或南越国早期[8]），从墓葬形制看，还是多流行狭长形竖穴浅坑墓，多设腰坑，坑内置一件陶器，并出现了墓底有铺卵石的现象。随葬品多是印纹硬陶器，就器型而言，圜底器大为减少，逐渐流行平底器，新出现三足器。主要器类是平底瓮、各型平底罐，三足盒、三足壶、釜形鼎等。随葬铜容器有鼎、盆、勺等。青铜兵器的种类和数量也大增，有戈、矛、扁茎剑、镞、圆首有格剑、扇形钺、靴形钺等。这批墓葬呈现出多种文化因素，墓坑内设腰坑的葬俗，在湖南东周时期的越墓中很盛行，可能受其影响。“越式鼎”最早起源于湘江流域，自西周至春秋时期，在湖南中南部非常流行，釜形陶鼎也是两湖地区流行的器形。广西出土的越式铜鼎和釜形陶鼎也应是受湖南越文化的影响。平乐银山岭出土的深腹、高足、子母口铜鼎，恭城秧家出土的蟠虺纹铜鼎及罍，[9]贺县龙中岩洞出土的铜盉、铜罍，[10]这些铜器均属楚文化风格，有可能就是楚器。圆首有格剑是楚人常用兵器，两湖地区的楚墓中多出土。这些原在湖南流行的楚、越式器类在广西出现，其原因大概是战国时期，楚南控湘江流域，迫使江湘江流域的越族大量迁往岭南所致。[11]从陶器特征看，更多与广东陶器特征相似，如模印的方格纹、米字纹印纹硬陶系列在商周至秦汉时期的广东地区非常流行。各式盒、罐、瓿等器，也是广东地区流行的器物。可以看出，东周时期广东的文化因素对广西有着强烈影响。
　　
　　总之，先秦时期，广西的西瓯、骆越有着独特的文化传统，商周时期受到岭北青铜文化的影响，开启了广西青铜文化的缓慢发展。至战国时期，由于岭北楚、越系青铜文化大量进入，促使广西西瓯、骆越青铜文化得以快速发展。
　　
　　三秦汉时期广西地区考古学文化的变迁。
　　
　　秦汉时期，广西地区的考古学文化面貌又发生了大的变化。从发现此时期的墓葬分布情况看，主要分布于广西东部地区的贺州、梧州、贵港、合浦等地，而西部地区较少。从墓葬时代看，秦与西汉早期的墓有发现，但相对比较少，更多的是汉武帝以后的墓葬。
　　
　　从西汉早期的墓葬形制看，新出现了椁内分室的木椁墓，这是吸收了楚墓葬制特点。如广西贵县罗泊湾一号墓，[12]其椁内分室结构与楚墓非常相似，特别是整个中、后部椁室的布局，实际上就是棺室居中，周围有三个头箱、三个足箱和左右边箱之制，与战国时期大型楚墓椁内分室形制非常相似，应是受楚制的影响所致。罗泊湾二号墓的椁室形制实际上是一号墓的简化，前室没有纵向分隔，后室内纵向分成左、中、右三室，中室又横向分成前、中、后三室，这样整个后部椁室则形成棺室、头箱、足箱、东边箱、西边箱五个部分。这实际上也是一种楚墓椁室的改进型。
　　
　　除墓葬形制外，西汉早期墓葬随葬品的文化面貌也出现了非常大的变化，主要是汉式的鼎、盒、壶、钫一类陶礼器出现，也常出如蒜头壶、扁壶、鍪、釜、釜甑、汉式鼎、钫、圆壶等秦汉文化系统的铜器。山字纹镜、蟠螭纹镜、夔龙纹镜等楚式镜、秦汉式镜也常出土。有学者指出，岭南西汉时期流行的簋形盒，其渊源也应来自楚文化。[13]这些楚文化因素和秦汉文化因素在广西的出现，应当是受湖南楚汉文化的影响所致。除这些楚汉文化的器物外，再就是越文化系统器物盛行，如越式鼎、各式各样的印纹硬陶罐、瓮、瓿等，这些应是广东南越国文化系统，实际上，广西东部地区就是南越国的势力范围。可以看出，西汉早期，广西东部地区彻底改变了先秦时期本地文化传统，而是楚汉文化、南越国文化等多种文化系统的融合。
　　
　　西汉中后期，岭南考古学文化面貌再次发生了大的变化。从汉墓的分布情况看，贵港、合浦地区比较集中，发现的汉墓也最多，因合浦是汉代的合浦郡郡治所在，贵港是汉代郁林郡郡治所在，是当时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地区。从墓葬形制来看，大中型墓还流行竖穴木椁墓，又新出现了用木椁做成的带耳室墓，如广西贵县风流岭31 号墓、合浦望牛岭 1 号墓等，[14]主墓室还是分室木椁，在墓道侧用木椁作成单耳室或双耳室，以象征车马厩和仓厨之室，这也是在楚式木椁墓的基础上又仿自中原的砖室墓形制。墓葬中的随葬品从种类及风格上也出现了大的变化。先前所流行的许多地方性传统器物逐渐消失，如三足罐、三足盒、各种联罐、瓿等陶器基本不见，战国和南越国时期最为流行的各种越式鼎也逐渐消失。新流行的铜器有汉式鼎、壶、钫、提梁壶、樽、锜、釜、釜甑等，这些器物多呈现出中原风格，属于典型的汉式器物。此时期，仿铜陶礼器基本退出历史舞台，灶、井、仓、屋等模型明器及陶塑家畜家禽等日益发达起来。可以看出，西汉中后期广西东部地区的考古学文化面貌再次发生了极大变化，表明汉文化对这一地区的影响日益扩大，逐渐融入到汉文化大系之中，成为大一统汉文化中的一部分。四先秦至汉代广西考古学文化变迁的历史背景。
　　
　　从广西先秦至汉代考古学文化变迁看，本地文化是受到楚文化、秦文化、汉文化的影响而发生重大变化的。这数次考古学文化变化的历史背景，是与岭北越人的南迁、秦征岭南、汉武帝平定南越有着直接关系。
　　
　　文献记载，楚悼王用吴起为令尹，变法图强，也曾一度“南平百越”.但从目前两广地区考古发现看，楚国并没有占领或控制岭南的越人地区。楚所“南平百越”,应是对居于湘江流域的越人进攻。《淮南子·兵略训》记述了楚国最强盛时期的疆域：“昔者楚人之地，南卷湘沅，北绕颖泗，西包巴蜀，东裹郯邳。”此“南卷沅湘”即指沅水和湘江流域，也就是湖南的全境。湖南的考古发现表明，商末周初至春秋时期，洞庭湖以南地区是发达的越文化区，至战国时期，楚国考古学文化才大举进入，这与楚悼王时“南平百越”正好相符。正因为楚国于战国时期“南卷湘沅”,迫使原居此地的大批越人越岭南迁，为岭南带去了发达的越系青铜文化，从而促使岭南地区青铜文化得以突发性的大发展。而越人南迁的主要通道之一，应该是沿湘江溯流而上进入广西的漓水流域，即所谓湘桂走廊通道，所以在广西的东北部地区出土东周时期的越文化系统的器物较多。
　　
　　秦始皇三十二年（前 215 年），秦第一次大举进攻南越，“使尉、屠雎将楼船之士南攻百越”,[15]秦大军主要是由岭北的湖南等地向岭南进发的。秦还“使监禄凿渠运粮，深入越，越人遁逃”.[16]此正是连通湘江与漓江的灵渠，从而沟通了珠江水系与长江水系的水路交通动脉。秦始皇三十三年（前 214 年），再次命任嚣、赵佗“发诸尝捕亡人、赘婿、贾人略取陆梁地，为桂林、象郡、南海，以适遣戍”.[17]这次彻底征服了岭南越族，并置桂林、南海、象郡三郡，将岭南纳入了秦的版图。秦平岭南后，还修筑了“秦所通越道”,[18]主要是从原楚地通向南岭的，[19]其中有一条就是开通的湘桂走廊，其与灵渠形成了陆路与水路双重直通广西的通道。另外，秦平岭南后，还采取了徙民与越杂处的政策。秦始皇三十三年（前 214 年），“发诸尝捕亡人、赘婿、贾人为兵，略取南越陆梁地，置桂林、南海、象郡，以谪徙民五十万人戍五岭，与越杂处”.[20]秦始皇三十四年（前 213 年），“谪治狱吏不直者，筑长城及南越地”.[21]秦将赵佗还主动向秦始皇要求向岭南移民，赵佗“使人上书，求女无夫家者三万人，以为士卒衣补，秦皇帝可其万五千人”.[22]这些移民也肯定将岭北的文化带入岭南。
　　
　　秦末汉初，赵佗利用天下反秦之机，击西瓯、骆越，建立南越王国，割据岭南，成为汉王朝南部边境之患。汉武帝元鼎六年（前 111 年）派大军平定南越国，将秦置三郡的地区扩建为九郡：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儋耳、珠崖。[23]汉武帝划出原南海郡和象郡交界的地方置为合浦郡，合浦郡辖五县：徐闻、合浦、高凉、临允、朱庐，[24]其范围包括了今广西东南部、广东的西南部及海南部分地区，合浦是郡治所在，合浦成为当时岭南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之一。
　　
　　从上述文献记载看出，秦汉大军主要是通过两湖地区平定岭南的，在这些南征的大军中，肯定有两湖地区原楚国地域的士兵，将楚文化、秦文化、汉文化传入岭南。广西平乐银山岭墓中出土刻有“孱陵”二字的铜矛，[25]可提供这方面的线索。“孱陵”是地名，《汉书·地理志》记载汉代有孱陵县，属武陵郡。其实，秦代就设有孱陵县。湖南里耶发现的秦代简文中就记有孱陵：“鄢到销百八十四里，销到江陵二百四十里，江陵到孱陵百一十里，孱陵到索二百九十五里，索到临沅六十里，临沅到迁陵九百一十里。”[26]这是一枚秦代的里程简，所记地名均是在两湖地区原楚国地域内，孱陵距楚郢都比较近，在今湖北公安县南。银山岭出土的“孱陵”铜矛肯定与原楚地的“孱陵”有关，或者此矛是孱陵所制造，或者持矛士兵就是原楚地之人，参加了秦平岭南的战争。据此是否也可以推测，秦平岭南的几十万大军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楚地人，是他们将楚文化带入岭南。
　　
　　广西合浦县堂排汉墓出土一颗“劳邑执圭”琥珀印，海南乐东县出土一枚“朱庐执圭”蛇纽银印。[27]研究者已指出，“执圭”是楚国官爵名。《史记·楚世家》载：“楚国之法，破军杀将者，……其官为上柱国，封上爵执圭。” 《史记·伍子胥列传》又记：“楚国之法，得伍胥者，赐粟五万石，爵执圭。”高祖刘邦起兵灭秦之时，仍沿用楚国的官爵之制，如刘邦曾封大将曹参、樊哙、夏侯婴、灌婴等功臣为“执珪”.[28]黄展岳指出，此两枚“执圭”印“不排除南越国境内的种姓封君或流徙到南越国的楚国后人的自镌官印的可能性”.[29]
　　
　　由上分析可以看出，秦汉王朝凭借两湖原楚地对岭南的扩张，促成了两广地区秦汉时期的考古学文化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呈现出楚文化、秦汉文化与越文化的大融合，尤以越制揉以楚制为其特色。广西东部地区考古学文化面貌的数次变迁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形成的。
　　
　　五汉代合浦的重要历史地位。
　　
　　合浦地区的重要历史地位，除上述文献所记载之外，还可从这一地区汉墓的特点来分析。合浦汉墓主要有以下特点：
　　
　　其一，目前发现的广西汉墓以合浦最多和集中，据统计，经发掘的汉墓已达千余座，也有报道，合浦周围分布有上万座汉墓，主要分布在合浦周围的丘陵地带。
　　
　　其二，从时代看，西汉中期开始逐渐大增。
　　
　　其三，合浦汉墓有相当多高规格墓，除墓葬规模大和随葬品丰富显示高规格外，还有一些高级官吏墓。如合浦望牛岭 1 号墓出土的 2 件陶提桶内壁有朱书“九真府”字样，墓主可能是曾任九真郡（今越南境内）太守的官吏。合浦黄泥岗1 号墓出土滑石“徐闻令印”,还有一枚铜质龟钮“陈褒”印，墓主生前应为合浦郡徐闻县的县令。[30]合浦县堂排汉墓出土“劳邑执圭”琥珀印，墓主也应是汉代的高级官吏。海南乐东县出土的“朱庐执圭”蛇纽银印，朱庐则是合浦郡所辖之县。
　　
　　其四，合浦汉墓的随葬品中多有舶来品。如合浦汉墓中常出土有玻璃杯、玻璃串珠、玛瑙、琥珀串珠、金花球串饰等，这些器物中有的应是从东南亚、西亚、罗马等地舶来品。文献对此也有记载，《汉书·地理志》记载，汉武帝时期，汉王朝派遣黄门译长并招募有关人员组成船队带着黄金、杂缯等，自合浦、徐闻、日南入海远航进行贸易，途经中南半岛各国，再至黄支国（今印度境），最后到达已程不国（今斯里兰卡）而返航，并与这些地方交换回明珠、璧琉璃、奇石异物等。
　　
　　综上分析表明，汉武帝统一岭南后，以其前瞻的战略眼光，加大了对岭南的开发，设置九郡管控整个北部湾周边广大地区，使这一地区成为当时面向海外的战略要地，开通了汉王朝对外交流与贸易的国门，而合浦、徐闻、日南则成为汉代海上“丝绸之路”始发的重要港口。
　　
　　注释：　　
　　[1] 《逸周书·王会解》。　　
　　[2] 《周礼·夏官·职方氏》。　　
　　[3] 《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太史公引贾生曰，第280 页，中华书局，1982 年。　　
　　[4] 《汉书》卷九五《西南夷两粤朝鲜传》，第 3851 页，中华书局，1962 年。　　
　　[5]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等：《广西武鸣岜马山岩洞葬清理简报》，《文物》 1988 年第 12 期。　　
　　[6]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等：《广西武鸣马头元龙坡墓葬发掘简报》，《文物》 1988 年第 12 期。　　
　　[7]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平乐银山岭战国墓》，《考古学报》 1978 年第 2 期。　　
　　[8] a.黄展岳：《论两广出土的先秦青铜器》，《考古学报》 1986 年第 4 期；b.李龙章：《湖南两广青铜时代越墓研究》，《考古学报》 1995 年第 3 期；c.李龙章：《广西右江流域战国秦汉墓研究》，《考古学报》 2004 年第 3 期。　　
　　[9] 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广西恭城县出土的青铜器》，《考古》 1973 年第 1 期。　　
　　[10] 贺县博物馆：《广西贺县龙中岩洞墓清理简报》，《考古》 1993 年第 4 期。　　
　　[11] a.同 [8] b;b.向桃初：《“越式鼎”研究初步》，《古代文明》第 4 卷，文物出版社，2005 年。　　
　　[12] 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广西贵县罗泊湾汉墓》，文物出版社，1988 年。　　
　　[13] 高成林：《岭南地区汉墓出土簋形盒渊源试探---从簋形盒看楚文化对岭南地区的影响》，楚文化研究会编：《楚文化研究论集》第 6 集，湖北教育出版社，2005 年。　　
　　[14] a.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广西贵县风流岭三1b.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考古写作组：《广西合浦西汉木椁墓》，《考古》 1972 年第 5 期。　　
　　[15] 《史记》卷一一二《平津侯主父列传》，第 2958 页。　　
　　[16] 《史记》卷一一二《平津侯主父列传》，第 2958 页。　　
　　[17] 《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 253 页。　　
　　[18] 《史记》卷一一三《南越列传》索隐，第 2967 页。　　
　　[19] 张荣芳、黄淼章：《南越国史》，第 45~46 页，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 年。　　
　　[20] 《资治通鉴》卷七《秦纪二》 “秦始皇帝三十三年”,第 242 页，中华书局，1956 年。　　
　　[21] 《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 253 页。　　
　　[22] 《史记》卷一一八《淮南衡山列传》，第 3086 页。　　
　　[23] 《汉书》卷六《武帝纪》，第 188 页。　　
　　[24] 《汉书》卷二八下《地理志下》，第 1630 页。　　
　　[25]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平乐银山岭战国墓》，《考古学报》 1978 年第 2 期。　　
　　[26]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湖南龙山里耶战国---秦代古城一号井发掘简报》，《文物》 2003年第 1 期。　　
　　[27] a.黄展岳：《“朱庐执刲”印和“劳邑执刲”印---兼论南越国自镌官印》，《考古》 1993 年第 11 期；b.杨式廷：《“朱庐执刲”银印考释---兼说朱庐朱崖问题》，《海南民族研究论集》第 1 集，中山大学出版社，1992 年。　　
　　[28] a. 《史记》卷五四《曹相国世家》，第 2043 页；b. 《史记》卷九五《樊郦藤灌列传》，第 2664 页。　　
　　[29] 同 [27] a.　　
　　[30]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秦汉卷》，第 489 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 年。

先秦至汉代广西考古学文化演变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