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现代化水平测度及差异比较

摘要：基于协同创新理论视角，根据京津冀３省（市）２０１１—２０１６年农业相关资料和数据，从农业科技投入、农业信息化、农业创新产出、农业安全生产、农业生态环境等５个方面构建京津冀农业现代化评价指标体系，运用描述性统计分析和主成分分析等方法对数据进行综合评价和分析讨论。结果表明，京津冀农业现代化增长缓慢，甚至出现波动状态；３地农业现代化发展不平衡，成长路径存在差异，北京市的主要优势体现在农业科技投入和农业信息化，天津市在农业安全生产和农业生态环境建设方面处于领先位置，河北省的优势体现在农业创新产出方面。分析３省（市）农业现代化发展的区域差异性，进而提出京津冀农业协同创新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京津冀；农业现代化；协同创新；差异分析；综合评价；优势；描述性统计分析；主成分分析；农业科技投入；农业信息化；农业创新产业；农业安全生产；农业生态环境；对策建议
京津冀协同发展重大国家战略的实施，促进了３省（市）合力构建和打造京津冀协同创新共同体建设，推动了产业层面的结构调整和格局重塑。京津冀目前在科技发展水平、发展梯度、发展路径上已经初步相互融合，逐步形成了北京市（“创新驱动”“总部经济”“高端服务”）＋天津市（“高端制造、研发转化基地”）＋河北省（“新能源、新材料基地”）的分工合理、层次清晰的产业链［１］。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处于基础性重要地位，２０１６年河北省第一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为１１．０％，超过全国８．６％的水平；２０１７年全年国内第一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７．９％，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分别为０．５％、１．２％、９．８％。河北省是农业大省，在新时代背景下，正好蓄能借势，承接京津农业先进技术，加快农业现代化建设，３省（市）资源互补联合创新，深入贯彻落实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农业是京津冀区域协同、可持续发展的共同依托，京津冀农业协同创新发展取得了显著进展。２０１４年５月，京津冀３地农业科学院共同签署了《京津冀协同发展农业科技合作协议》；２０１６年４月，原农业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八部委联合印发《京津冀现代农业协同发展规划（２０１６—２０２０年）》。另外，京津冀农业科技协同创新中心、京津冀现代农业协同创新研究院、京津冀农业科技创新联盟等多种形式的协同创新机构相继成立，３省（市）在实践中也不断夯实平台载体建设，加强农业科技企业的培育。总体来看，京津冀农业协同发展，形成了具有一定规模和初步成效的创新模式，如错位发展战略，农业发展圈等［２］。但是京津冀农业发展不平衡、区域间承接和对接有待进一步加强等，这些问题亟须改善。本研究基于协同创新理论视角，根据京津冀３省（市）２０１１—２０１６年农业统计资料的相关数据，从农业科技投入、农业信息化、农业创新产出、农业安全生产、农业生态环境等５个方面构建京津冀农业现代化评价指标体系，运用描述性统计分析和主成分分析等方法对数据进行系统评价和分析讨论，探讨３省（市）农业发展的区域差异性，进而提出农业协同创新的对策建议。

１文献回顾

１．１区域协同创新理论及相关研究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Ｃｏｏｋｅ等最早提出“区域创新系统”的概念，认为区域创新系统是由区域内的企业和其他组织的互动学习而形成的、根植于制度环境的系统，其核心是创新主体之间的协作性、互动性和网络嵌入性［３－４］。协同创新的实质是不同创新主体在各自利益与价值基础上追求合作共赢的一种机制或制度安排。我国学者针对区域协同创新进行研究并取得了一定的学术成果，我国学者基本认同区域协同创新需要不同的创新主体（主要是企业、高校、政府）共同参与、共同作用，形成一个整体的系统［５］。区域协同创新不仅仅是技术创新，还是战略、技术、市场、制度等多维度的创新协同［６］。总体来看，现有对区域协同创新的研究涉及协同的模式、路径机制等主题［７－８］，中观层面的研究相对较少，缺乏区域间产业协同的实证研究。

１．２京津冀农业协同发展的相关研究

现有研究有的基于区域整体视角分析京津冀农业协同发展问题。孙芳等从京津冀区域３地三大产业区位商入手，分析３地比较优势，发现河北省农业产业与农产品的突出优势，进一步分析区域农业协同发展条件、制约因素及启示［９］。孔祥智等在描述京津冀３地整体差异性的基础上，利用六大类２０项指标构建一个分析框架，对京津冀要素差异性和发展程度进行测算和分析，提出京津冀农业协同发展的推进路径［２］。还有学者基于某一更细微的领域或者独特的视角来分析。母爱英等分析京津冀循环农业的优劣势，发现现有生态产业链存在的问题，提出应从总体布局、工农循环相结合等方面加强培育和引导［１０］。王军等认为，生态补偿机制下的京津冀农业合作模式是３地农业协同发展的有效途径，通过分析这种模式的内涵和框架，进而指出其实施途径并提出相应的发展对策［１１］。李子彪等基于产业链整合创新视角，发现京津冀农业合作模式为政府主导下的“农企＋基地＋科研机构”，并提出提升３地农业合作质量和效率的建议［１２］。

２研究设计

２．１京津冀农业现代化评价指标体系

本研究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框架下，基于创新的视角客观地考察和评估３省（市）农业现代化水平，分析差异程度，进而探索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路径。因此，在指标选取时注意了以下事项：第一，围绕京津冀农业协同发展的目标选取评价指标。２０１８年河北省提出以“五个协同”推动京津冀３地农业共同发展，分别是农业产业协同、农业信息协同、农业安全协同、农业科技协同、农业生态协同，本研究在该框架指引下进行评价指标的选取。第二，牢固树立创新、绿色的发展理念。京津冀农业协同发展要坚持创新驱动和绿色可持续发展。因此，本研究指标的选取侧重于与创新密切相关的指标，如农业产业指标，突出农业创新方面的产出。第三，指标选取注重数据的可比性和权威性。本研究指标涉及京津冀３省（市）不同年度、不同性质的指标，为使数据可比，均采用比率形式的指标和单位量化的指标（如人均量值）。本研究数据来源于２０１２—２０１７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及３省（市）统计年鉴。根据研究问题及指标选取原则，参照国内外研究对农业现代化的评价指标［１３－１５］，构建协同创新视角下的京津冀农业现代化评价指标体系，包括农业科技投入、农业信息化、农业创新产出、农业安全生产、农业生态环境等５个一级指标和１４个二级指标（表１）。（１）农业科技投入。农业科技投入描述农业科技创新资源的投入情况，主要是人力资源投入和农业动力装备投入。农业科技创新人力投入对农业现代化发展具有长期稳定的推动作用，农业动力装备投入程度体现了农业科技应用的水平。本研究采用２个二级指标：每１万人中农业专业技术人员数量、人均农机总动力，这２个指标均为正向指标。（２）农业信息化。“互联网＋”的深入发展推动着农业创业创新的不断涌现，本研究主要考量农业信息基础设施和农业信息资源应用情况，本研究采用３个二级指标：开通互联网宽带业务的行政村比重、农村每１万人中接入宽带用户数量、农村有线广播电视用户数占家庭总户数的比重。（３）农业创新产出。该指标主要描述京津冀３地农业产业经济发展水平，尤其是科技进步产生的创新价值。本研究采用３个二级指标：人均农业总产值、农业总产值指数、农业植物新品种权。农业植物新品种权的设立，旨在鼓励研发、培育更多更有质量的农业植物新品种，促进农业创新驱动发展。本研究采纳该指标的目的在于考察３地农业创新的活跃度及创新效果。（４）农业安全生产。农业是国家基础性行业也是战略性行业，农业安全是发展的基石。控制农药和农用化肥的使用量，可以从源头上保证农产品质量安全，实现绿色发展。本研究采用３个二级指标：农药使用量、农用化肥施用量、农作物受灾面积比重。（５）农业生态环境。党的十八大报告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农业生态环境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农业现代化发展的任务之一［１６］。本研究采用３个二级指标：森林覆盖率、水土流失治理面积增长率、农村人均用电量，这３个指标反映了农业生态环境不断改善的程度。

２．２评价方法

本研究主要采用主成分分析法进行综合评价，将原有的二级指标进行线性变换，得到一级指标的相应数值。假设５个一级指标农业科技投入、农业信息化、农业创新产出、农业安全生产、农业生态环境分别为Ｆ１、Ｆ２、Ｆ３、Ｆ４、Ｆ５，那么主成分分析的数学模型的矩阵形式可以表示为Ｆ＝Ａ×Ｚ＋ε，其中：Ｆ为一级指标，Ｚ为二级指标，Ａ为计算过程中的因子载荷。因此，Ｆ１可以表示成Ｚ１和Ｚ２的线性组合，Ｆ２可以表示成Ｚ３、Ｚ４和Ｚ５的线性组合，Ｆ３可以表示成Ｚ６、Ｚ７和Ｚ８的线性组合，Ｆ４可以表示成Ｚ９、Ｚ１０和Ｚ１１的线性组合，Ｆ５可以表示成Ｚ１２、Ｚ１３和Ｚ１４的线性组合。设原数据矩阵中的第ｔ行的记录为第ｔ个样本在每个二级指标下的值，乘以每个主成分对应的单位特征向量为该样本在各主成分下的得分，依此通过主成分分析可以得出各样本５个一级指标的得分。５个一级指标权重向量设置为（０．２、０．３、０．３、０．１、０．１），计算得出京津冀３地２０１１—２０１６年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的综合得分，并在此基础上纵向比较３地近几年各自的发展态势。

３京津冀农业现代化的分析评价

３．１描述性统计分析

本研究数据来源于２０１２—２０１７年相关统计年鉴，指标为２０１１—２０１６年的相关数据，为对京津冀３地情况形成初步的认知和判断，首先对样本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主要针对１４个二级指标的均值进行统计，以此展现京津冀３地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的基本情况，具体结果见表２。由表２可知，北京市农业现代化的优势表现在每１万人中的农业技术人员数量、农业信息化（３个指标）、森林覆盖率；天津市的优势表现在农业总产值指数、农药使用量、农作物受灾面积比重、水土流失治理面积增长率、农村人均用电量；河北省的优势表现在人均农机总动力、人均农业总产值、农业植物新品种权、农用化肥施用量等。由此可以初步判断京津冀３地各指标存在较大差异，农业现代化的发展路径各有侧重。

３．２基于主成分分析法的评价

为了对京津冀３地农业现代化水平进行深层次分析，本研究运用主成分分析法进行评价。考虑到主成分分析的适用条件，依次进行相关性矩阵、显著性检验、按特征值＞１提取公因子、最大方差法进行旋转、成分得分系数矩阵等统计分析，结果显示，本研究样本适用于主成分分析法，通过计算得出相应的测度值。本研究从农业科技投入、农业信息化、农业创新产出、农业安全生产、农业生态环境等５个维度对京津冀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进行综合评价，各一级指标得分、综合得分及排序见表３。从综合得分来看，天津市２０１６年农业现代化水平最高，北京市２０１５年次之，排在第３位的是天津市２０１５年的数值；而河北省农业现代化水平２０１６年排在第７位，其他年份的数据显示均为负值，即低于样本数据的均值，说明河北省农业现代化水平较京津还有一定的差距。从农业科技投入和农业信息化来看，北京市表现强势，近６年的数值均高于津冀，天津市处于中等水平，河北省明显落后。从农业创新产出来看，河北省近６年的数据均高于平均水平，且居于前列，其次是天津市，北京市农业创新产出方面处于弱势。从农业安全生产来看，天津市２０１３—２０１６年表现抢眼，北京市和河北省这方面不及天津市。从农业生态环境建设来看，天津市领先优势更加明显，北京市和河北省的数据甚至低于均值。

３．３京津冀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纵向评价

从综合得分来看，３地的农业现代化发展呈现出波动的状态，北京市２０１４年处于最低水平；天津市２０１２年为最低水平，而河北省２０１１—２０１４年总体呈上升态势，但２０１５年却经历了大幅滑落，河北省与京津的差距在逐渐缩小（图１）。京津冀农业科技投入的发展情况显示：首先，京、津、冀３地在农业科技投入方面，北京市遥遥领先，北京市拥有强大的农业科技智库和科研力量，可以有效推动农业创新驱动发展；其次，京、津、冀３地农业科技投入发展变化不大，基本持平。农业科技投入产生溢出效应，推动农业经济增长，而京津冀农业科技投入基本不变的态势不利于改善农业科技创新条件（图２）。从农业信息化来看，北京市、天津市呈缓慢增长趋势，而河北省２０１１—２０１４年增幅明显，但２０１５年却有下滑，２０１６年反弹回接近２０１４年的状态。出现这一情况，是易地扶贫搬迁的结果，在此过程中，涉及搬迁到的行政村信息化设施还不完善，导致农业信息化水平下降（图３）。从农业创新产出来看，河北省、天津市近几年来都呈增长态势，而北京市呈波动状态。河北省是农业大省，农业产值占ＧＤＰ比重较高。在京津冀协同发展过程中，从产业链角度考虑，处于农业生产、农产品加工制造环节，目前河北省已有６８家农村创业创新园区（基地），正着力构建蔬菜、水果、中药材、食用菌、马铃薯和杂粮杂豆六大特色产业体系，为进一步发展农业产业化打下基础（图４）。２０１２年７月京津冀地区出现大暴雨到特大暴雨，北京市暴雨为近６１年来最强，天津市为近３４年来最强，导致农作物大面积受灾，以天津市受损最严重。由图５可知，２０１２年农业安全生产方面为近几年的最低值。总体来看，天津市的农业安全生产卓有成效，但面临突发紧急的灾害事件，防范能力仍须提升。北京市和河北省在农药、化肥控制方面须要加强管理。从农业生态环境来看，３省（市）基本呈现稳步上升的趋势，表明近年来３地已经意识到生态环境对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切实治理环境污染与浪费，农业生态环境得到不断改善（图６）。

４结论和建议

４．１结论

本研究基于协同创新的理论视角，以京津冀２０１１—２０１６年农业现代化资料为样本数据，构建包含５个一级指标和１４个二级指标的京津冀农业现代化评价体系，运用统计分析方法，进行横向和纵向的综合评价，并得出以下结论：第一，农业现代化水平取决于农业科技投入、农业信息化、农业创新产出、农业安全生产、农业生态环境，５个维度的共同作用决定了农业现代化发展的整体水平。农业科技投入提升了农业生产的品质和生产效率，推动农业经济增长；随着信息化和知识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农业信息化成为农业转型升级的必然要求。农业创新产出较直接地体现了区域农业创新发展成效。农产品质量安全、农业生态环境污染严重都是制约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这种局面的改变须要依赖农业技术创新的手段，农业安全生产、农业生态环境和谐有利于推动现代农业的建设和发展。第二，京津冀农业现代化发展不平衡，成长路径存在差异。从总体情况来看，京津冀农业现代化发展之间存在总体落差，河北省低于京津，但是差距具有缩小态势；京津冀３地相邻，农业自然条件相似，但３地农业竞争性并不明显，反而表现出较多的差异性和互补性；从５个一级指标来看，京津冀农业现代化各具特色，这将有利于３地合理地进行功能定位、利用资源优势、促进协同发展。北京市的主要优势体现在农业科技投入和农业信息化，天津市在农业安全生产和农业生态环境建设方面处于领先位置，河北省的优势体现在农业创新产出方面。第三，从纵向来看，京津冀农业现代化增长缓慢，甚至出现波动状态。虽然有学者认为京津冀农业现代化水平在我国处于较高水平，北京市第四，天津市第七，河北省第十二［１７］，而本研究发现京津冀农业现代化近６年来增长并不明显。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农业经济延续缓慢下行走势；我国农业先天不足，仍然处在传统农业的耕作状态，靠天吃饭的局面没有得到根本改变，农业现代化进程困难重重。我国科技进步贡献率逐年上升，表明我国已进入到创新驱动发展的新阶段，但农业领域的创新驱动发展滞后于其他行业。

４．２提升京津冀农业协同创新的对策建议

本研究通过测度京津冀农业现代化水平，推动京津冀农业现代化进程，促进京津冀农业协同创新，因此提出以下对策建议：第一，加强顶层设计。京津冀农业协同发展依赖于顶层设计，统筹规划，加强组织领导。统一协同发展的理念，京津冀农业产业协同的基本路径是切实转变区域内农业发展方式，由“产量优先、质量合格”的基本保障型发展方式转变为“品质优先、质量安全、产量稳定”的绿色、健康、可持续发展方式。从制度安排上打破地域间要素流通的障碍，理顺协同创新的体制机制，推进农业产业协同、深化农业信息协同、强化农业安全协同、全面开展农业科技协同、稳步推进农业生态协同。第二，优化产业结构。按照京津冀农业特色和区位优势，构建符合市场需求的农业体系，优化农业区域布局。产业结构的优化是在现实资源的基础上调整３地农业资源，使之更加匹配。近年来，京津越来越重视都市型现代农业，河北省的农业特色呈现为基地型现代农业［１８］。从京津冀区域创新创业生态体系来看，北京市侧重于农业技术研发，天津市着力于农业成果的转化及产业开发，河北省重点承接京津研发成果并进行市场推广应用，大力基于创新驱动农业生产加工业发展，３地形成优势互补的良性农业产业创新链条。第三，突出创新主体的核心地位。顶层设计是在政策主导下的战略设计和制度安排，政府的作用是规划和引导，引导创新主体的自动自发性，激发出创新活力成为创新体系的主体。事实表明，京津冀农业协同创新建设中，农业龙头企业的联盟加快了３地农业产业的深度融合。高校、科研院所、企业、社会组织等多主体、多种形式的产学研合作，可以促进农业供给侧改革，提升区域农业竞争力，进而推动３地农业协同创新共同体的打造。第四，提升河北省农业现代化水平。京津冀农业现代化水平测度结果显示，河北省与京津存在较大的落差，在协同发展过程中河北省是“短板”，一方面，河北省提升农业产业承接转移的能力，促进京津农业科技成果在冀转化；另一方面，河北省具有天然的农业资源优势，但现代化水平落后，这极大地影响京津农业协同创新的能力。河北省农业转型升级任务艰巨，要加大农业科技投入，推进农业信息化建设，提升农产品质量安全，加强农业生态环境保护，继续做大做强农产品生产加工业，推动京津冀农业协同创新发展。

上一篇:农业机械化水平推进农业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