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的兴起

一、２０世纪初，日本经济繁荣的背后隐藏着尖锐的社会矛盾

１．世界历史的革命性。上田茂树的革命世界史以阶级为中心，这在《无产阶级世界史》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从叙述上看，作者着重区分历史人物的阶级属性，歌颂下层阶级，抨击反动阶级。此外，上田茂树还对世界史的革命性进行了深层论证。在讲到工业革命的时候，上田茂树用了大量的篇幅介绍工业革命时期的各项发明。他指出，这些技术发明“在英吉利底纺织机械底发明上见了奇效”，推动了“英吉利底经济上及社会上的大变革”③。上田茂树认为，科学发明和生产技术的进步促进了经济的发展，科技的进步又源于“社会经验”。他说：“讲到蒸汽船由何人发明，这个实在很难说；大概是无量数的社会里的经验造成的吧，一切发明都是如此。”④而这些经验又是人们在日常生产实践中获得的。这样，上田茂树关于世界历史发展的逻辑链条就清晰地呈现出来：进入文明社会后，人们开始了生产活动，并在劳动中积累社会经验，社会经验是科技进步的基础，科技进步推动经济发展，经济发展改变了社会关系，并最终决定了社会制度和同属于上层建筑的文化。由此，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即从事生产活动的劳动阶级是历史的创造者，无产阶级必将战胜脱离生产活动的资产阶级，共产主义一定会实现。正如上田茂树所说的那样，“可做下一代的世界底主人翁是谁？这便是近代的无产者”⑤。总之，在上田茂树的世界史论述中，劳动阶级是革命的主体，阶级斗争是革命的表现，无产阶级胜利是革命的结果。２．世界历史的学术性。《世界历史》体现了上田茂树对世界历史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的思考。他在该书中贯彻了一种“宏观世界史”的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研究范围涉及全球各个地区。上田茂树用支流和干流的比喻来解释世界历史的构成。“我们究竟有了什么历史底渊源，和几个历史底支流呢？第一个是中国，第二个是印度，第三个是美索不达米亚，第四个是埃及……前两者合起来成为东洋史，后两者合起来成为西洋史。……这两个支流，终至会集于滔滔不绝的现代开化之干流，而入于将来国际文化之大洋”⑥。可见，在上田茂树的心目中，世界历史是一个多元一体的系统。这本书虽然以“西方”为主体，但他用了一定篇幅叙述中国和印度的历史，涵盖了从文明初始到近代的整个发展阶段。此外，书中还提到了中美洲的古文明、大洋洲和南洋诸岛，以及撒哈拉以南的非洲。虽然叙述的详略程度不同，但这本书基本涉及了全球的所有地区，是一部名副其实的“世界历史”。其次，跨越单一民族国家界线，将亚欧大陆视为一个整体，从宏观角度思考整个大陆的历史发展进程。这在亚欧大陆“疾病史”研究中得到了体现。《世界历史》中一共出现了两次大瘟疫：第一次是在公元２世纪和３世纪。发源于中国东汉末年的疾病跨越了单一国家的界线，在亚欧大陆两端产生了巨大影响，直接导致罗马帝国的衰落和中国的长期分裂⑦。第二次是在公元１４世纪中叶。源自中国的黑死病传到欧洲，大量人口的死亡破坏了封建社会生产关系。而这种疾病也造成了中国的混乱，导致元朝衰落⑧。作者遵循了这样的叙述逻辑：疾病导致人口下降，而人口下降又致使社会经济结构发生变化。从世界历史的角度看，这两次瘟疫一次发生在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过渡时期，一次发生在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过渡时期，因此可以得出一个结论：疾病加速了社会制度的变迁，间接地推动了整个亚欧大陆历史的发展。这一思路与最近几年兴起的“疾病史”研究有不谋而合之处。最后，强调跨文化交流在世界历史中的重要作用。上田茂树认为，西方之所以能成为世界历史的主角，是因为其进行了有效的跨文化交流。在东地中海地区，存在着美索不达米亚、埃及等古代文明，而北方游牧民族的入侵加快了多种文化的交流和融合。正如作者所说：“为西洋文明底摇篮的东地中海岸底历史，不断地反覆继续这样的路程，常常由此增加进步底要因，给予发展底刺戟。因此，在这里发生了不断变化转换的社会底飞跃和前进。”①换句话说，多元文化的交流和融合促进了西方文明的发展。这种情形与东方社会形成了鲜明对比，“印度和中国，都有天然的障壁，可以防御这些蛮族底侵袭，而且在长期和平的文明之间迅速增殖起来的广大人口，单以数量的力也可以击退不时来寇的敌人，或能避免他底危害”②。印度与其他文明如波斯、亚述等有过接触，但这些交流只是偶然的一时的联络，没有持续性；中国地理位置上的相对隔绝和自身社会结构的稳定性阻碍了与其他文明之间的交流，这最终导致以中国、印度为代表的东方文明走向了衰落。综上所述，上田茂树的学术思想可以概括为：世界史研究应该跨越民族国家的界线，将世界视为一个整体，从宏观和跨文化交流的角度研究历史发展。３．世界历史的进化性。虽然上述两书各有偏重，但都贯彻了一种历史进化的思想，正如《无产阶级世界史》开篇第一句话所说：“历史为人类进化的记录”③。上田茂树的历史进化观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的内容：首先，历史进化的本质是经济发展。“进化”一词来自自然科学，主要用来描述生物的进化。上田茂树的历史进化观也基于此，他认为，“生物进化之法则，能使动物的生理构造适应自然的变化”④。顺着同样的思路，他认为，世界历史的进化也就是人类社会的发展要与某种重要因素相适应，这一因素就是唯物史观所强调的经济。换句话说，世界历史进化的过程也就是人类经济形态发展的过程。其次，阶级斗争是历史进化的直接推动力，革命是进化的结果。正如上田茂树所说：“阶级斗争，才正是社会进化的直接的推动力，其结果就是要实现世界革命。”⑤那么，历史进化与阶级斗争和革命是什么关系呢？他认为，不同的社会阶级代表了不同的生产力，阶级斗争的本质是落后生产力与先进生产力之间的冲突，革命的目的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从而推动历史进化。最后，反对社会达尔文主义。虽然上田茂树非常强调进化论，但并没有掉入庸俗社会进化论的陷阱。他认为，对于资产阶级来说，进化论思想“只是提供了自由竞争主义底哲学的基础，给予肯定国际战争的理由，甚至变成维持阶级制度的论据。……如果把这种法则完全和动物界一样地实行，那就未免过于好杀，对于‘万物之灵’的人类是不名誉的”⑥。总之，上田茂树的历史进化观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时避免了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影响，是一种科学的历史进化观。

二、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后期，日本左翼世界史著作传入中国。

１９２８年８月，化名“柳岛生”的共产党人杨贤江首先将《无产阶级世界史》翻译成中文，取名《世界史纲》。９月，刘叔琴的译本由开明书店出版，名为《民众世界史要》⑦。与柳岛生译本不同，《民众世界史要》是编译，与原文有一定出入。１９２９年８月，施存统翻译的《世界历史》由上海昆仑书店出版，中文译名为《世界社会史》。同年，三卷本《唯物史观经济史》中译本也在上海问世。日本左翼世界史在中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以上田茂树的著作为例，从２０年代末到３０年代末至少有五篇介绍和评论的文章，它们分别刊登于１９２８年的《大江月刊》、１９２９年的《开明》杂志、１９３４年的《新生》杂志、１９３７年的《历史教育》和１９３９年的《青年生活》。这几篇书评向我们展现了日本马克思主义世界史在中国传播的几个特点：（１）影响范围广泛。１９２９年的评论认为，《民众世界史要》“优点在以最正确的眼光看过去的历史”，不足在于忽视亚洲民族，以及书中没有配地图⑧。从内容上看，这类看法只是反映了读者的直观感受，应出自普通民众之手。而１９３７年的书评不但提到威尔斯的《世界史纲》，还引用了缪凤林的著作和鲁滨逊的《新史学》来佐证自己的观点⑨。由此判断，作者应属于学界人士。这说明日本左翼世界史在中国的影响具有一定的普遍性，既影响到了民间，又影响到了学界。（２）流播时段较长。最早一篇介绍《民众世界史要》的文章刊发于１９２８年１１月瑏瑠。已知最晚的一篇书评发表于１９３９年，作者对唯物史观和进化观在世界史研究中的作用给予了充分的肯定①。（３）关注内容比较全面。这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对译著关注的全面性。两本世界史著作的三个译本都有相应的书评。二是对主题关注的全面性。上田茂树世界史著作的三个主题即革命、学术和进化在书评中均有所体现。（４）读者反应多元化。１９３４年和１９３９年的书评是肯定和赞扬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前者认为其能够“把我们旧有的谬误的历史知识和历史观点，根本地订正”②；后者则将马克思主义史观视为弥补传统史学不足的唯一方法。而１９３７年的书评虽然对“宏观世界史”的思想给予肯定，但对从阶级角度解释历史提出了质疑③。１９２９年的书评尽管针对内容取舍方面指出一些不足，但基本肯定了马克思主义史观。无论是肯定、基本肯定还是质疑，都促使人们去思考相关问题，这为中国马克思主义世界史的发展营造了良好的氛围。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学者在吸纳日本左翼史学的基础上开始研究马克思主义世界史，并展开独立创作，如杨贤江的《今日之世界》、刘叔琴的《生活进化史ＡＢＣ》等。上述著作反映出日本左翼史学进入中国后出现以下一些变化：１．对革命世界史的继承和发展。对革命世界史的继承和发展在《今日之世界》中得到集中体现。杨贤江在《世界史纲》中提到了创作这本书的初衷：《无产阶级世界史》“写至一九二四年为止。顾自一九二五年以后的三四年间，世界已发生不少的变动，至少在我们中国最近一年间便有天大的变动出现，所以在译毕本书之后，译者即继续编译《今日世界》一书”④。这段话表明，在立场上《今日之世界》与上田茂树的《无产阶级世界史》是一致的。此外，该书的立足点也体现了《无产阶级世界史》的思路，即以阶级作为革命世界史的核心。作者在开篇直接点明：“普罗列搭利亚特⑤之国内的任务，就是在一切方面，破坏正在暴露破绽的资本主义而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然普罗列搭利亚特要实践这个任务，便非先行获得政治权力不可。”⑥该书和《无产阶级世界史》都将革命视为世界历史的重要主题。《今日之世界》的主要内容可以概括为：一个中心、两个阵营和三条战线。第一，世界当代史的中心主题是革命。该书继承了《无产阶级世界史》的革命思想，指出“这一新时代———即帝国主义时代，又普罗列搭利亚特获得政权时代”⑦。第二，围绕着“革命”这一时代主题，作者梳理出三条战线。（１）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斗争。资本主义近几年的发展，“暴露了独占的资本主义之寄生虫的性质，使人百倍地痛恨托辣斯及新地开脱的压迫，增强了劳动阶级对资本主义根柢的反抗”。（２）殖民主义与反殖民主义的斗争。帝国主义的殖民活动，“一方面使个个国民经济及民族的领土成为不过是在世界经济名下的一条铁锁的连环；他方面把地球上的住民分裂为二大阵营：对多数的广大殖民地及隶属国家实行榨取压迫之少数‘先进’资本主义国家，与不能不作自求解放的反抗斗争之多数殖民地及隶属国家”。（３）帝国主义之间的斗争。“‘势力范围’及殖民地之独占的领有，各资本主义国家之不平均的发达（这是使得已经获得领土的国家与想要获得领土的国家之间，诱发对于世界地盘之丑恶的斗争的），为恢复所失去‘势力均等’唯一手段的帝国主义战争———如以上种种事情，足使第三战线即帝国主义相互间的战线之紧张趋于尖锐”⑧。第三，世界当代史的内容是资本主义阵营的衰落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崛起。该书第三章回顾了苏联近十年在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取得的成就，这代表了社会主义阵营的欣欣向荣。第五章写的是帝国主义阵营，分别介绍英国、美国、德国、法国、意大利和日本在战后十年的发展史⑨。纵观全书，《今日之世界》对革命世界史的发展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上田茂树将革命作为世界历史发展的众多主题之一，而《今日之世界》将革命视为世界当代史的唯一主题，即“一个中心”。这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四一二事件后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以及国际局势的变化，也就是作者所说的“天大的变动”。其次，《无产阶级世界史》比较强调阶级斗争，而《今日之世界》强调的是一种综合斗争，除了阶级斗争之外还有殖民地的民族解放和帝国主义之间的斗争，这更具时代特色，更加全面。２．对世界历史进化观的继承和调整。对世界历史进化观的继承和调整在刘叔琴的《生活进化史ＡＢＣ》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从整体上看，《生活进化史ＡＢＣ》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如强调生产力在世界历史变迁中的决定作用，在分析历史时贯彻了辩证法等原则。但这本书所阐述的历史进化观也有一些背离马克思主义的地方，这种调整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第一，刘叔琴认为，历史进化是实现个人幸福和社会进步，而不是上田茂树所强调的经济发展。刘叔琴对进化论做了这样的解释：“夫所谓进化，原是指那徐徐地把潜伏的可能性表现出来的事情”①。在他看来，人有着巨大的潜力。要开发潜力需要“用科学的方法来研究”，而将科学结论普及到大众身上的“责任似乎是落在教育者底身上”②。这里所说的科学结论，既包括自然科学，也包括揭示历史进化规律的社会科学。了解这些科学原理后，人们应该努力追求他们的生活目标。如果个人能在追求中获得幸福，那么社会问题也可迎刃而解，从而促进社会发展。第二，刘叔琴阐述了一种温和的社会改良观。刘叔琴在书中分析了“进化”和“革命”的概念，以及两者的异同：“在没有过大的损失和痛苦中生命能够适应着环境而起的变化：这叫发达（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或者进化（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若是那变化起得非常的激急，因而生命不能迅速地和那新的事情相适应，于是乎有了极大的混乱和灾难，破坏了旧的秩序：这叫做革命（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所以，进化和革命底目的虽同，不过所以去达到那目的的手段却有缓急底分别”③。与上田茂树推崇革命不同，刘叔琴反对暴力，更倾向于渐进式的社会改良。正如他所说：“不解进化底原理，阻碍了自然的发达，那末，秩序就激急地乱起来，流血的破坏，可怕的革命，也就无法回避了。……我们只能极力设法去减少破坏，不靠暴动，使那进化能够在平和中顺应地进化。为此，只有一条方法，就是改造社会。”④

三、综上所述，日本左翼史学进入中国后出现了三种情况

一种是继承和发展，一种是继承和调整，另一种是被中国学界所舍弃。这三种情况都与中国国情密切相关。２０世纪２０年代的大革命使“革命”思想深入到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人们对“革命”有一定共识。因此，革命世界史非常容易引起中国社会民众的共鸣，其影响甚至超越了国共两党的界线。例如，作为中共党员的杨贤江和在国立劳动大学教书的刘叔琴都翻译过体现革命思想的《无产阶级世界史》，其在中国的影响可见一斑。当时另一种有影响的思想是进化论，它对世界历史进化观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当时中国思想界鱼龙混杂，各派都有自己对进化观的理解。虽然无政府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存在着根本分歧，但在特定时期，两者之间也存在联系。匡互生认为，三民主义、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不是相互排斥的，而是可以互为补充，互为发展，相辅相成的⑤。因此，尽管刘叔琴供职的立达学园和国立劳动大学都有无政府主义背景，但马克思主义在那里仍有一席之地。中国学界舍弃的内容主要有两点。第一，学术世界史和反社会达尔文思想。救亡图存与民族主义、民族国家研究之间存在深层联系：“一旦国家的生存和兴旺被确定为首要的目标，民族主义的主题就一直占主导地位，尽管从一开始它就和社会达尔文主义这样的思想意识有牵连，后者所定的目标更具普遍性。国家的生存是一个紧迫的问题，首先导致人们对于促成西方民族—国家优势的一切技术、制度、体系和思想进行广泛的研究”⑥。这表明救亡图存产生了两个结果：一是体现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民族主义盛行，因此上田茂树反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思想在中国并未产生直接的影响；二是对民族国家进行广泛研究的呼声高涨，所以主张跨越民族国家界线的宏观世界史在中国应者寥寥。第二，“劳农派”的世界史。该派产生的背景是日本经济的繁荣和社会经济史学派的兴起。但中国并不具备这些条件，当时中国经济比较落后，经济学研究才刚刚起步，经济史研究也不占主流地位。《唯物史观经济史》的一个特点是理论性强，正如论者所称：“山川氏的《资本主义以前的经济史》和河野氏的《社会主义经济史》，从大体说来，与其说它是‘经济史’，毋宁说它是‘经济史的理论’，较为妥当”⑦。因此，经济、经济学和经济史研究的相对落后制约了以经济理论见长的《唯物史观经济史》在中国的影响力，也决定了这是一本广大民众难以问津的“小众读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