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辽阳行省研究

 

元代辽阳行省研究

一、绪论

元代是中国历史上较为特殊的时代，蒙古军队依靠强大军事实力，实现了国家的大一统，幅员辽阔、统治范围广、统治民族多，政治上具有蒙元少数民族和以汉族为主体相互交叉设置的特点，政区设置、基本职能、统治模式都具有鲜明特色。而辽阳行省作为蒙元朝廷面向东北地区门户的最高统治机构，是融合汉法、加强中央集权的重要组成，是贯彻执行蒙元政策的重要平台。因此，于元代时代大潮中剖析辽阳行省，是对蒙元研究的一个重要“窗口”，也是研究元代政治特点、民族发展、版图变迁等内容的有效载体。目前，国内外能找到的以研究辽阳行省为内容的资料并不多，这一方面是因为元朝属于是多民族杂居、游牧文明和农耕文明冲突融合的时代，蒙元统治阶层采用了蒙古族利益优先的策略，将统治区域内的子民划分为四等，在政治待遇、任职、科举、刑律等方面均有不同的待遇 ，因此民族矛盾相对尖锐，题材相对敏感；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元朝的存在时间较短,元朝蒙古族文字与汉文存在不同，以蒙古文字为记载的元朝官方史料刘传较少，游牧民族本身的生活方式与中原的华夏民族区别很大，对历史文献和艺术文化不够重视，记录和流传下来的史料就比较少。

就辽阳行省的发展过程来看，辽宁师范大学历史旅游学院都兴智教授在《元代辽阳行省的设置与治所变迁问题探讨》一文中，从辽阳地区前期治所变动及辽阳行省治所进行了研究，认为“辽阳或指今辽阳市，东京和北京两词有严格的界定”，对辽阳行省治所变迁进行了探讨。南开大学历史学院薛磊博士对元朝研究较多，著有《元代双城总管府刍议》、《元代东北统治考述》、《元代辽阳行省刍议》等研究资料，在《元代辽阳行省刍议》中，薛磊认为“辽阳行省的设立是元代东北统治的重要一环，元廷对东北的统治政策主要由辽阳行省来贯彻执行”，他提出从北京等路都元帅府开始，蒙元朝廷对辽阳地区的管辖策略变动频繁。本文在广泛搜集有效史料基础上，参考国内外学者对元朝辽阳行省的研究意见，按照一定的层次顺序，对元朝辽阳行省的政治发展情况进行探究。

二、辽阳行省设置前期探索

辽阳行省的设置前期，在东北地区进行了反复的探索。在取得对东北的实际控制权后，蒙古帝国保持扩张的势头，持续性采取大量军事行动，更多以军事镇戍和威慑来兼理民事治理，主要精力依然在对外扩张之中，加上自草原游牧初来，所以对原有部分汉化的设置缺少经验，没有大量调整，而是沿用金国的管理机构，并依托东道诸王、下五投军团等蒙古势力，对东北地区进行管辖，是相对比较松散的管辖。大连大学中国东北史研究中心王禹浪教授和研究生于冬梅在《辽东半岛地区金代建置考》一文中，对此有详细的赘述。王禹浪教授认为金朝建立以后，在东北地区采用了两种不同的建置，一种是中原王朝的路、府、州、县制度，另一种是具有女真族特色的猛安谋克制度，是以汉制为核心，兼具民族特色的设置。在东北地区，金朝主要有东京路与上京路两路的设置，东京路下辖一府、六州、一路，今辽阳地区属金朝东京路的统辖范围。金朝在今黑龙江、吉林两省女真族聚集区以猛安谋克建置较多，在今辽宁地区则普遍采用路、府、州、县的建置。此外，金朝在辽东地区还专门设置有交通驿站和村寨，州县以下最基层的组织为村社，具有浓厚的地方基层组织特色。所以实际上，金朝为了有效加强对东北地方事务的管辖，根据多民族杂居的复杂局面，灵活的采用了猛安谋克建置和路、府、州、县建置并存的手段。在蒙古对金战争爆发，并经过几次打击，取得对东北的统治权后，这段时期采用了部分保留路、府、州、县建置的做法，依托蒙古贵族管理，但相对来说，管理还是分散和有些混乱的。在此以后，经过北京都元帅府、北京宣抚司、北京宣慰司等阶段发展后，经历北京宣慰司管辖辽西、东京等路宣抚司管理辽西的过渡，在辽阳行省之前，形成了东京行省和北京行省的设置。可以说，辽阳行省之前的东北地区统辖机构设置是非常混乱的，变动大、变动快、职能交叉多，给有效探索这段时期的历史研究带来了较大难度。

（一）宣抚司、宣慰司与行省的设置

东北地区的政治设置与蒙元发展态势息息相关。自成吉思汗率众从漠北壮大以来，一路扩张所向披靡，蒙古铁骑成席卷残云之势，于斡难河源头召开大会建立“大蒙古国”，也于此后将东北地区纳入统治范围。东北地区统治机构设置一方面试基于地方治理需要，另一方面也与蒙元内部政治发展密切联系，在不断探索中职能逐步完善，统治力量不断加强。

在前期半军事镇戍兼理民事管理过渡后，元朝在东北地区设立宣抚司、宣慰司，方正式表明东北地区进入元朝统治者行政管辖序列。从整个元朝早期整体惯例上来说，早期的蒙元军队在占领南宋故地后，会设置一些宣慰司和宣抚司，来发挥宣传蒙元朝廷政策和安抚地方的作用，以达到巩固统治的目的。宣慰司是蒙元中央朝廷的派出机构，代表蒙元朝廷来施行政策、进行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管辖和统治，宣抚司主要针对地方土司或宗族，是有一定自主性质的地方机构。《元史》中曾有记载“宣慰司，掌军民之务，分道以总郡县，行省有政令则布于下，郡县有请则为达于省。有边陲军旅之事，则兼都元帅府，其次则止为元帅府。”也就是说，宣慰司介于行省和道中间，是比较重要的一级统治机构。
    1.历史沿革

在蒙元崛起之前，东北地区属于金的统治范围。公元1211年，成吉思汗亲自率领大军南下伐金，大败金军，揭开了蒙古军队推翻金国统治的序幕。同年九月，蒙古大将哲别率军第一次进入东北，“征辽西，下平栾”，并于不久后退出。公元1213年，哈撒尔等率领蒙古军队第二次进入东北，并与东北地区的契丹族力量达成合作。第二年，大将木华黎率领蒙古军队再次入抵东北，并于年底以重兵围困固守大宁的金军。1215年初，大宁城中契丹军队归附，蒙古军队得以攻破城池，逐步完成对东北地区的控制，占领了金的“开基之地”，动摇了金的统治根基，在1234年金国灭亡后，正式确立了对东北的全面统治，并在金国基础上极大扩展东北区域领土。吉林省社会科学院丛佩远研究员在《元代辽阳行省境内的契丹、高丽、色目与蒙古》一文中提出，契丹族在蒙古军队进入东北地区的过程中，发挥了较大的辅助作用。在辽国灭亡后，金国对东北实际统辖，并对契丹族严密控制。在蒙古汗国崛起之际，以耶律留哥为首的部分契丹族人蜂拥而起、聚众反金，声势较大，在蒙古军队在金国的攻击行动中，起到了重要的牵制作用。

2.时代背景

在完成对东北的实际控制后，蒙元朝廷保留和调整了部分金在东北的统治机构设置。蒙古汗国一直奉行对外扩张战略，所以在实际统治东北地区后，蒙古军队依然四周征战。1215年，成吉思汗军队攻占金朝中都(今北京)，得知太阳汗之子屈出律逃至西辽并篡夺皇位，篾儿乞部也附属于他，聚集兵意图反攻复国。为解除后顾之忧，成吉思汗于元太祖十二年(1217年)派出两路大军出征西辽，大将哲别率2万骑兵西征屈出律，派长皇子术赤和速不台率兵2万消灭篾儿乞部残部。哲别采用了军事攻势和政治瓦解两手抓的战略，宣布实行不抢、不烧、不杀三不政策，广泛宣传信教自由，开放被封清真寺，受到了伊斯兰教徒们的大力支持，屈出律战败而逃，在今塔吉克斯坦与阿富汗交界一带河谷中被猎人捕获，上交哲别予以处斩，术赤、速不台所率领的军队也在垂河流域全歼篾儿乞残部，两支军队于1218年秋班师回国。在灭亡西辽后，成吉思汗曾明确了尊重一切宗教的规定，并记入蒙古法。1219年蒙古帝国军队西征中亚花剌子模，一直进攻到东欧的伏尔加河流域，于1225年东归。1226年，成吉思汗发起攻击西夏的行动，这次战争最终灭掉西夏，西夏国主李睍于1227年投降。同年七月，成吉思汗在宁夏六盘山下的清水县行宫病逝，按照蒙古幼子守业习俗，由幼子拖雷监国。西夏国作为金国的盟友，它的被灭使金国失去了在西面的战略缓冲和牵制，为后来灭亡埋下伏笔。同时，西夏国的灭亡也为蒙古进一步入侵中原，南下扩张奠定了基础。此后，蒙古军队势如破竹，于1234年灭金，1241年一度逼近东欧腹地，1246年招降吐蕃，1254年，忽必烈率领军队南下灭掉大理。

1259年，元宪宗蒙哥汗在南下攻宋过程中，于合州前线受伤并不治而亡。蒙哥汗的死亡引发了蒙古汗位的争夺，其中以忽必烈和其弟阿里不哥为主要竞争力量。在此背景下，因忽必烈长期总领漠南汉地事务，重用刘秉忠、许衡等汉家儒学谋士，遂决定发展巩固力量，进一步加强对汉地的控制，打牢自身统治根基。在此之后，忽必烈着手设立十路宣抚司来加强对各地的控制。在东北地区，忽必烈设立北京等路宣抚司，以藩府旧将为宣抚使，来稳定东北地区政治局势。可以说，在东北地区初期政治统治探索的同时，蒙古帝国始终保持进攻势头，不断南征北战，进一步消灭敌对势力，扩张版图，这为蒙古帝国稳定东北地区局势，提供了军事上和政治上的保障。

3.探索与变动

在控制初期，“蒙元朝廷设立北京等路都元帅府负责东北地区镇戍、征伐，同时兼理部分民政事务。元世祖忽必烈即位后，实行兵民分治，设立北京等路宣抚司，北京等路都元帅府成为单纯的军事机构”^[1]。北京等路宣抚司的设置是忽必烈在政治上的高招，起到了支援漠南前线、震慑东道诸王的目的。蒙古东道诸王和五投下军团势力强大，是忽必烈的重要支持者，但是因为蒙哥汗去世，曾经有过短暂犹豫和观望，北京等路宣抚司的设置，加强了忽必烈对东北的控制，也消除了东道诸王和五投下军团的顾虑，稳固了后方。

此后，北京宣慰司取代北京宣抚司，成为蒙元朝廷在东北的监临和控制机构，主要监临北京、平栾、广宁等区域。北京宣慰司在北京宣抚司基础上衔接发展，履行宣谕、监察等职责,介于行省和路之间，是偏重于军事性质的地方机构。自1215年蒙古军队攻占中都（今北京）后，北京便因为其特殊的战略位置，受到蒙古统治者的重视，北京位于东西地势的交汇点上，进可以君临南方、扼控全国，退可以依托蒙古故地漠北，卷枪回马，北京占据了地利人和的要素。在蒙古东北统治初期，以北京宣抚司、宣慰司代管辽阳地区，是在统治尚不完全牢固的情况下，缓和与东道诸王、下五投军团等的关系，而采用的政治策略，这时候的政治统治核心更为偏西，没有深入辽阳地区，尚处于依托旧有统治秩序和蒙古王公宗亲的阶段。

至元元年（1264年）八月，蒙元朝廷在大宁（今内蒙古自治区宁城县大明乡古城）设置北京行中书省，这是蒙元在东北地区第一次以行省命名，存在一年多的北京行省统辖包括东北地区辽西、辽东地区的州郡，但不久便于第二年（1265年）十二月停设，在大宁重设东京等路宣抚司，在至元三年（1266年）设置东京等路宣抚司，形成了北京宣慰司管辖辽西、东京等路宣抚司管辖辽东的格局。

（二）东京行省和北京行省的设立

东京行省和北京行省是由宣慰司、宣抚司体制向行省体制过渡的重要环节，它与后期辽阳行省的设置相比，管辖范围小，机构设置相对较为简单，是处于探索的尝试，蒙元朝廷以其来试探东道诸王等东北蒙古贵族的态度，为辽阳行省的设立起到了探索和铺垫作用。

1.变化过程

至元六年（1269年）十月，蒙元朝廷命中书左丞赵壁“行中书省事于东京”，正式确立了东京行中书省的设置，这是蒙元朝廷第一次在今辽阳地区设立行省，此时的行省是朝廷官员和蒙古诸侯王共同执政管理的性质。至元七年（1270年）三月，改东京行中书省为东京等路行尚书省，《元史·地理志》并没有将蒙元朝廷设立的东京行省作为辽阳行省的前身，但据东京等路行中书省左右司员外郎写的《滁州长子县法兴寺记》材料佐证，左右司员外郎便是东京行省的首领官，也从侧面反映，东京行省具有协助处理政务的职责。

就西边部分来说，北京宣慰司后来演变为北京行尚书省，忽必烈任命户部尚书李德辉担任北京行尚书省参知政事，主政北京行省。至元九年（1272年）蒙元朝廷改北京行尚书省为北京行中书省，至元十一年（1274年）忽必烈改命李德辉为关中安西王府王相，在同年二月，任命廉希宪以“中书右丞行省事于北京”，主政北京行省。廉希宪是忽必烈藩府旧臣，在1259年蒙哥汗死亡后，忽必烈和其弟阿里不哥的汗位争斗中，奉命说服东道诸王中下斡赤斤家族首领塔察，并且在不久后拥戴忽必烈登上汗位，可以说是忽必烈的心腹，所以忽必烈后来也任命他为京兆等路宣抚使，但因为廉希宪至元七年（1270年）受人诬陷，曾短暂失去忽必烈信任，此次重新任用，说明忽必烈恢复了对廉希宪的信任，并且廉希宪与东道诸王有过交往，熟悉情况，所以任命廉希宪主政北京行省，是当时适应东北局势、协调东北各方关系的合适任用。

至元十五年（1278年），东北局势变幻，蒙古宗王昔里占率军东进发动叛乱，袭击和林，和弘吉剌部驸马翰罗陈之弟只儿瓦台遥相呼应，一度将忽必烈之女囊加珍公主围困在应吕府。后来在忽必烈平定叛乱后，东北诸王极力反对北京行省的设置，为稳固东北局势，借鉴江南地区普遍设置宣慰司的做法，蒙元朝廷于当年四月改北京行省为北京宣慰司，并于同年七月，改开元宣抚司为开元宣慰司，北京宣慰司和开元宣抚司成为东北的最高管辖治理机构。

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二月，以乃颜为首的东道诸王反叛苗头已露，忽必烈采纳朝臣建议“以东北诸王所部杂居其间，宣慰司望轻，罢山北辽东道、开元等路宣慰司，立东京等处行中书省”^[2]，蒙元朝廷复设东京行省，三月迁东京行省治所于咸平府，这是蒙元朝廷第二次在东北地区设立东京行省，但旋即于同年七月撤销东京行省设置。蒙元朝廷一改过去惯常在以北京为统治中心的策略，进而在位置更靠近东北中心地带的东京、咸平设立行省，与防备东道诸王的战略密切相关。事实上，这样的设置也使以乃颜为首东道诸王感受到巨大威胁，引发强烈不满，因为乃颜是斡赤斤家族的首领，而“斡赤斤家族自蒙古国时期开始就一直受命镇戍东北”^[3]，所以蒙元朝廷在七月废立东京行省，也是为了安抚东道诸王，稳定东北局势。

2.设立的时代原因

蒙元内部统治阶层从来不是铁板一块，所以忽必烈对东北地区设置频繁变动，也是为了不断巩固自身统治。1260年3月，忽必烈得到汉人地主阶级及部分蒙古宗王的支持登上汗位，到1264年打败阿里不哥，夺得蒙古汗国的最高统治权，也是历尽一番波折。在掌握蒙古汗国的最高统治权后，忽必烈推行的“行汉法”主张和加强中央集权举措，许多蒙古贵族认为这与蒙古旧制相悖，造成蒙古内部分裂，拒绝归附忽必烈汗国，四大汗国先后脱离独立，直到元成宗时期才承认元朝为宗主国。

    在东北地区来说，东道诸王曾经是忽必烈登上汗位过程中的倚仗之一，但是在忽必烈附会汉法和加强中央集权的背景下，蒙古宗王贵族的游牧地和权威遭受巨大挑战，相关利益的冲突激化着矛盾，这也是忽必烈在东北地区不断探索，在“打压”与“安抚”之间不断寻求平衡，以图稳固东北后勤保障基地。

3.变动的特点

东京行省和北京行省的设立，最大的特点是频繁变动。这一方面是因为蒙古兴起的政治模式与汉法政治大相径庭，在通过武力征服扩张后，游牧文明与内地农耕文明产生冲突，所以忽必烈在取得统治权后，大力附会汉法，就是想借助改良，来实现蒙古游牧文明与内地农耕文明的和谐，产生合力，这个过程中，也是受到传统蒙古王公宗族的强烈抵制，导致忽必烈领导的蒙元政权反复探索尝试；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元朝时期辽阳地区局势复杂，在东北地区，一直存在东道诸王的特权，东道诸王在封地内自成一体，成为相对独立的蒙古族行政区。东道诸王的封地在辽阳地区犬牙交错，与蒙元朝廷设置的行省没有隶属关系，都分别直属中央，蒙元朝廷设置的政治机构统辖范围内还有东道诸王的投下、部民。同时，在蒙元统治时期，蒙古王公的地位高于官吏，有蒙古诸王“皆帝室近亲也，丞相虽尊，人臣也”^[4]的观念，拥兵自重且身重权贵的东道诸王，与中央朝廷和辽阳地区统治机构之间，存在较多的利益交锋。所以在不同的时期，为了把握与东道诸王的往来尺度，忽必烈领导的蒙元朝廷时进时退，设置统治机构形式在不断变化，统治治所在不断变迁，是适应辽阳地区不同阶段时局，而采用的不同策略。  

还有一个特点是始终以维护特权阶级统治为核心。无论辽阳地区政治管辖机构如何变化，都始终是为了维护蒙古贵族的利益，无论是蒙元中央朝廷权威，还是东道诸王利益，都在设置变化中得到体现。元朝的统治以蒙古贵族为依靠的根本，蒙古诸王府享有一系列政治、经济等特权，享有较大自治，可以保留军事力量，可以在封地范围内自行设置官署，任免官员。就辽阳地区来说，从外兴安岭以南，大兴安岭南北，嫩江流域，以及洮儿河地区，是“成吉思汗大弟拙赤哈撒儿、二弟哈赤温（早卒，其子阿勒赤歹承袭王位及封地），幼弟贴木哥翰赤斤、同父异母弟别勒古台四个权势显赫的蒙古亲王封地”^[5]，蒙古诸王在封地内可以对统辖的蒙古民户设置地方机构，自行按照十户、百户、千户来划分管理，但要将千户的数量和千户的姓名报告给蒙元朝廷。在《出使蒙古记》中有对此的详细记载，诸王“规定千夫长的地方，千夫长规定百夫长的地方，百夫长规定十夫长的地方”^[6]，这说明蒙古王府有自行处理封地内地方组织划定和官员任命的的权力。

三、辽阳行省确立的时代背景

    目前来说，学界对辽阳行省研究的资料不是很多，本文也是充分收集和参考资料的基础上，进行分析和探讨。辽阳行省的准确设立时间是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十月，这一点在相关史料和研究中是统一的。辽阳行省的设立，是蒙元朝廷加强对东北统治的具体举措，也是自此以后，东北地区行省制度正式确立。辽阳行省面积广阔，南起燕山，北到北冰洋，西自大兴安岭至勒拿河东侧一线，东抵日本海与西北太平洋，包括今天的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的全部，内蒙古东部，朝鲜东北部，俄罗斯远东大部分地区。这一部分区域南来北往交通便利、土壤肥沃粮食产量高、面积广阔居住民族多，因此，蒙元朝廷正式设立辽阳行省，是以中央集权方式对东北地区的有效管辖，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具有重大的时代意义。

（一）政治和时代局势

辽阳行省设立与元朝时代政治大局和东北地区政局变化密切相关，随着蒙元政治、军事稳固，其对地方的统治管辖策略也在逐步调整，因此，从辽阳行省设立的时代政治背景来看，辽阳行省的设置抓住了平叛东道诸王的契机，适应了蒙元朝廷加强中央集权的需要，顺应了设立行省的政体改革，是多方面因素促成的，蒙元朝廷对东北地区统治战略的转变。

1.中央集权加强

辽阳行省是元世祖忽必烈在位末期设置的。忽必烈于1260年5月发布称帝即位诏书《皇帝登宝位诏》，登基为蒙古帝国大汗。1264年9月，忽必烈发布《至元改元诏》，取《易经》“至哉坤元”之义，称“至元元年”，并于当年将国号由“大蒙古国”改为“大元”，从大蒙古国皇帝变为大元皇帝，大元国号正式出现，忽必烈成为元朝首任皇帝。1272年，忽必烈采纳刘秉忠建议，改中都为大都，宣布在此建都，大都代替和林，成为元朝多民族国家的政治中心。忽必烈在登上汗位并称帝的过程中，经历过与胞弟阿里不哥的汗位争夺战，在蒙古族统治阶级内部产生不同势力，所以忽必烈在取得统治权后，推崇儒家学说、“行汉法”，大力加强中央集权。在政治上，他在地方建立行省，中央设中书省，开创我国省制之端。加强对边疆地区管理，开辟中外交通，在各地建立驿站，巩固了对全国各地的统治。经济上他重视发展农业，采用了国家控粮的政策，发行“钞”，把钞票引入流通领域，掌控财政基础。军事上，在中央设枢密院作为最高军事机构，统一管理、调度全国除怯薛军以外的军队， 并将几个儿子分派到漠北、陕西、云南等地为出镇宗王，授予节制当地军队的权力，战时作为本地军队的最高指挥官。因此，从大的时代背景来说，在逐步完成对各地统一后，忽必烈建立“元”帝国，通过各种形式加强中央集权，辽阳行省的设置，是忽必烈加强中央集权策略的一个体现和组成。

2.政治上行省制度确立

元朝的行省制度是在金国基础上发展的，元初的行省属中央临时性派出机构，设置并不稳定，但随着全国的统一，行省很快转化成了固定的、常设的地方大行政区，各行省设平章政事为最高长官，同时总督本省军务。元朝统一全国后疆域辽阔，在这样一个超级大帝国版图内，中书省管辖范围有限，设立一定数量的行省，来弥补中书省的不足，具有中书省分支机构的性质，同时受中央领导和中书省制约，这是适应时代局势的特殊之处。元朝沿用大蒙古国以来的游牧分封制，大量宗室外戚被分封于蒙古高原和东北地区，在中原又各自领有大小不等的份地。对于这些皇亲国戚及其狐假虎威的家臣，一般的地方官府难以治理，非设立位高权重的行省不足以压制。辽阳、岭北两个行省的设置，很大程度上就是出于这方面的考虑。同时，元朝中央也通过行省，明令限制了蒙古贵族在封地范围内自行派遣官吏的权力，并规定由行省直接向贵族封地的民户征税，再由中央拨给贵族，不允许他们在封地内横征暴敛，这些措施有助于元代统治秩序的稳定。

元朝的行省区划主要以中央军事控制为目的，采取“犬牙交错”的原则，削弱地方的经济、文化认同感，人为地造成犬牙交错和以北制南的局面，使行省官员失去扼险而守、割据称雄的地理条件，便于朝廷控制。同时，蒙元中央从人事、财政、军事、司法等方面对行省进行限制，比如在人事权方面，元代地方官吏的选用主要由中书省和吏部负责，在财政方面，行省所收取的财赋必须大部分上交中央，有时还要遵照朝廷的命令，额外提供钱谷，以弥补中央财赋支出的不足，军事方面，枢密院长官全国军权，行省无权干涉，在司法上，也是蒙元朝廷制定严格的规则典制，行省不能逾越。在行省内部，实行群官负责和圆署会议制，即通过行省官员集体开会共同负责，各官员之间既有分工、互相配合又互相牵制，每个行省官员都不可能独立地行使权力，而要受到其他同僚的协助或制约。同时中央在行省也构制了监察行省、防范其擅权坐大的特殊机制，在行省大权的归属上，主要由蒙古、色目官员掌握权力。元朝的行省制度作为当时社会发展的产物，起到了加强中央集权、巩固统治的目的，也对后世的政治制度尤其是地方行政区划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至元十年（1273年），云南行省的设立，已带有地方最高官府的色彩，在此后至元成宗初年，蒙元朝廷相继设立江浙、湖广、江西、陕西、四川、甘肃等行省，辽阳行省正是在这个大背景下设立的。

3.平定东道诸王叛乱

蒙古东道诸王是蒙元时期东北地区的特殊存在，这与自成吉思汗起的统治政策有关，成吉思汗确立了依靠蒙古贵族的策略，对宗亲、功臣进行分封，给予封地、建立王府，在封地内享有一系列政治、经济甚至军事上的特权。蒙古东道诸王封地面积广阔，诸王王位世袭，在封地内可自行设置官署、任免官员，对所属部下在一切事情上都具有支配权，可以随心所欲处理所属臣民的财产、人身自由，对封地的属民征发各种劳役、兵役。自太宗斡阔台汉以后，蒙古皇帝经常将中原的某些州县作为投下分赐给蒙古诸王。忽必烈在灭掉南宋以后，再次大规模向蒙古诸王分封汉地投下，如在《元史》中有东道王族别里古台家族得到“广宁路（今辽宁北镇）、恩州二城户一万一千六百三”及“江南平，加赐信州路及铅山路二城户一万八千”^[7]的记载。蒙古王族在汉地的投下享受一定的官员任免权和收取租税的权力，“其收取税赋的形式被称为‘五户丝制’，也就是保留原有的封建土地制度和生产特点，每二户出丝一斤，并随路丝线、颜色输于官；五户出丝一斤，随路丝线、颜色输于本位（投下）”^[8]。另外，按照蒙古国的惯例，有新汗即位，都会给诸王及其他勋贵赏赐，每到年底的时候，也会以“岁赐”的名义，给诸王、驸马等以定额金帛，这种“岁赐”的制度从太宗的时候开始，在宪宗的时候得到加强，目的是“以明亲亲之义”。在蒙古汗国和元朝前期，诸王府可以自设断事官，对犯事犯罪之人都由王府来裁决，这使得诸王操控着封地内官民的生杀大权，在封地内具有绝对权威。这样的设置，在某种程度上也容易激化阶级矛盾，不利于巩固中央集权，影响中央统治和权威。因此，在《元史》中记载，元世祖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五月，蒙元朝廷发布命令，要求由国家任命的官员和王府官员一起处理诸王封地内的诉讼案件，到仁宗即位后，罢掉诸王的断事官设置，将司法权力收归中央，进一步削弱诸王的司法特权。此外，蒙古诸王可以在封地内拥有大量军队，可以自行任命军官，这也是蒙元统治阶层的重要军事力量，在遇到战事时统一调拨。因为蒙古诸王位高权重，容易发生拥兵自重、与中央分庭抗礼甚至叛乱的现象，所以元朝建立后，也一直在寻求对诸王进行军事和政治上的制约平衡。

就蒙古东道诸王来说，自成吉思汗分封其弟之后，诸多后人王族在东北地区经营多年，在忽必烈登上汗位的过程中发挥了帮助作用，在东北地区军事、政治、经济等方面有着巨大的影响力，蒙元东北地区政治设置的变动与东道诸王密切相关，蒙元朝廷也一直在寻求制约和平衡。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四月，东北地区爆发了以乃颜为首的东道诸王叛乱。乃颜是贴木哥翰赤斤孙的后人，乃颜家族在分封之后五六十年间，雄据辽东，成一方割据，对蒙元朝廷早有反叛之心。

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二月，蒙元朝廷复设东京行省，并将治所设于于咸平府，距离东道诸王的势力中心更进一步，是明显防备东道诸王的战略。此举也引发了东道诸王的强烈不满，虽然蒙元朝廷于当年七月取消东京行省，安抚东道诸王，但长期分封割据引起的异心并没有消除，但叛乱的行动已经无法收场。乃颜与西道诸王中的海都约好行动，互为犄角之势，同时成吉思汗诸弟的后人在反叛中也多有参与，号称十万之众，声势浩大。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五月，忽必烈亲率大军参与平叛行动，并调集东道诸王中“忙兀、兀鲁、扎剌儿、弘吉剌、亦其烈思”五路诸侯王的军队，与乃颜部队的初次交锋，就击败了叛军。之后，乃颜的部下塔不带率六万大军前来迎战，结果再次被打败，塔不带也在交战中被擒获。忽必烈率领的平叛行动，在东北地区撒儿都鲁、不里古都伯塔哈、失列门林连续三战三捷，击溃叛军的主力，并在行动中擒杀乃颜。不久，哈赤温的孙子哈丹又发动叛乱，继续领导叛军与蒙元军队对抗，转战黑龙江、女真水达达地区和朝鲜半岛高丽地区，流动性作战，使得平叛行动范围扩大，给平叛行动制造增加了困难，因此这场平叛前后持续了五年，直到最后在鸭绿江边，哈丹的死亡才宣告这场平叛行动的结束。在平定乃颜叛乱以后，元世祖忽必烈在乃颜的原有封地上建立城池设立肇州，设宣慰司管辖，命塔察儿别子蛮领辖管理乃颜的旧部。同时，另设东路蒙古军上万户府，统辖钦察、乃蛮、捏古思、那亦勤等四千余户，蒙古军万户府是军事管理设置，隶属中央大都督府，与辽阳行省无隶属关系，这是元世祖忽必烈平定叛乱后，加强在东北地区军事存在的一个举措。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十月，元世祖忽必烈下诏设立辽阳等处行尚书省，正式建立了对东北地区直接管辖的体制。平定以乃颜为首的东道诸王叛乱，增强了蒙元朝廷的威信，对地方诸侯王势力进行了沉重打击，蒙元中央也在随后加强了对东北地区的军事存在，因此，这场平叛行动为辽阳行省的设置扫清了政治上的障碍，契合了元世祖忽必烈加强对东北地区管辖的需要。

（二）设立目的和意义

    辽阳行省是在多种因素综合下设立的，是蒙元中央朝廷加强对东北直接统辖的体现。辽阳行省属于蒙元地方的一级政区，是蒙元朝廷在东北的最高统治机构，因为其毗邻漠北蒙古大本营，加上诸王夹杂居住，因而在设置以后具有特殊的地位和意义。在辽阳行省范围内，东道诸王和五投下等蒙古宗亲拥有大量的领地封民，相互交杂、犬牙交错，是蒙元朝廷所倚仗的重要政治军事力量，对元朝的政局稳定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辽阳行省的东边和北边都是元朝的边界，且东部与高丽接壤，与高丽的关系是蒙元历代统治者处理边疆问题的重要一环。因此，辽阳行省在外政、内政处理等方面有着特殊的地位，它的设立对于蒙元中央朝廷延伸统治、巩固边防、防治叛乱等都具有重要意义。

1.安抚并控驭东北诸王

蒙古东北诸王是辽阳行省设置的一个重要因素，也是关系蒙元统治根基稳定的重要方面，因此，安抚和控驭东北诸王，始终是蒙元朝廷制定东北政策的一条主线。东北诸王包含东道诸王、五投下等，是自蒙古汗国时期，实行蒙古族优先，对蒙古贵族的优待政策，有着长期的历史因素。在辽阳行省建立后，元世祖忽必烈并没有取消发动叛乱的东道诸王特权，而是对部分封地进行重新调整，保留东道诸王王府原有的特权，使之成为相对独立的蒙古族特殊行政区，与辽阳行省互不隶属，同归蒙元中央直属。

辽阳行省在设立后，履行对东道诸王安抚的职责。为了保证蒙古诸王的封地不缺粮食，辽阳行省经常受命，调拨行省内的粮谷来赈济蒙古诸王封地内的民户，《元史》中对此有大量记载。如在元世祖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闰十月，“命辽阳行省给诸王乃蛮带民户乏食者”^[9]，在文宗至顺二年（1331年）三月“寿王脱里出、阳王帖木儿赤、西平王管不八、昌王八剌失里等七部之民居辽阳境者万四千五百余户告饥，命辽阳行省发近境仓粮赈两月”^[10]，从元初到元末，类似的记载在元史中还有不少。这充分说明，作为蒙元朝廷设立在东北的地方最高统治机构，辽阳行省虽然与东道诸王等互不辖制，但一直作为一个安抚的平台，来代表蒙元中央朝廷对东道诸王进行赈济和安抚，这一方面是因为东道诸王势力强大，蒙元中央朝廷需要加强笼络，来达到巩固统治根基的目的，另一方面也是元朝始终奉行优待蒙古宗亲的政策，所以辽阳行省也是扮演了替朝廷和谐处理与东道诸王关系的角色。

同时，为确保东北政局稳定，加强对东道诸王的管理，辽阳行省也根据蒙元中央朝廷的安排，对蒙古王公贵族的种种专擅、扰民等行为进行约束和限制，贯彻对东道诸王的控制驾驭政策，以实现蒙元中央朝廷对东道诸王合理管控的目的。如在成宗时期曾规定“禁诸王辄召有司官吏”、“诏诸王、公主、驸马，非奉旨毋罪官吏”、“禁诸王、驸马，毋辄杖州县官吏，违者罪王府官”，并且命令中书省“自今后妃、诸王所需，非奉旨毋给；各位擅置官府，紊乱选法者，戒饬之”^[11]，严禁诸王及其他蒙古王公贵族对辽阳行省官员进行干政、用杖刑，要求中书省对诸王等所提的需要，根据诏令来执行，不能私下给予，对扰乱官员选用和任命的，严厉训诫和饬责。行尚书省是中书省职能的一个延伸，因此，蒙元中央朝廷对诸王行为的约束，实际上是通过诏令形式，严禁蒙古王公贵族干政扰民，加强对诸王的管理。《元史》中曾记载，至顺元年（1330年）九月“辽阳诸王老的、蛮子台诸部扰民，敕枢密院、宗正府及行省，每岁遣官偕往巡问，以治其狱讼”，又记至顺二年（1331年）十一月文宗下诏“每岁枢密院、宗正府遣官，与辽阳行省官，巡历诸郡，毋令诸王所部扰民”，这也就是建立起枢密院、宗正府、行省联合巡官的制度，赋予了行省监察诸王的权力，防止诸王在封地范围外，做干扰民众正常生活的事。所以综合来说，行省在处理蒙元朝廷和东道诸王关系方面，起着重要的贯彻桥梁作用，一方面落实相关的安抚政策，另一方面也根据蒙元中央的要求，对东道诸王的部分行为进行限制和监督。

2.承担军事戍镇职责

元朝的中央最高军事机构是枢密院，统一管理和调度全国军队，具有筹划全国军事部署、调集军队进行战争、掌管全国军籍、制定军事条令和法例、制定军官的任用和赏罚条例、为军队提供后勤保障等职能。在地方军事镇戍上，有宗王出镇的惯例，是从忽必烈开始，将几个儿子分别派到重要的地方，不给予蒙古千户和封地，授予节制当地军队的权力，战时作为当地军队的最高指挥官。行省具有总督本省军务的职责，最高长官平章政事一般都由蒙古人担任，行省下设万户府（或元帅府）等军事机构，为保证军粮供应，蒙元朝廷在全国分立屯田，屯田分军屯和民屯两大类，其中军屯占大多数，由枢密院按照军队组织系统进行管理，所需生产工具都由官方供给。

辽阳行省是以平定东道诸王为契机建立的，长期是东北的主要军事统帅机构。薛磊在《元代辽阳行省刍议》一文中，对此有详细赘述。“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三月蒙元朝廷‘敕辽阳省亦乞列思、吾鲁兀、札剌儿探马赤自懿州东征’，同年四月‘辽阳省新附军逃还各卫者，令助造尚书省，仍命分道召集之’。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十二月，‘诏诸王乃蛮带、辽阳行省平章政事薛阇干、右丞洪察忽，摘蒙古军万人分戍双城及婆娑府诸城，以防合丹兵’。大德五年（1301年）三月‘命辽阳行省平章沙蓝将万人驻夏山后，人备马二匹，官给其直’”。这是引用《元史》中的记载，印证了辽阳行省在设置以后，在履行军事职能上的一些行动。在元世祖忽必烈后期，蒙元朝廷在东北主要设置有东路蒙古军万户府、总管高丽女真汉军万户府、肇州屯军万户府等军事机构，这几个军事机构都归辽阳行省管辖。在元文宗（1328年10月-1329年2月，1329年9月-1332年9月在位）时期，因为辽阳行省三个万户府曾经在泰定帝死后，参与支持在元上都即位的泰定帝后王，受到元文宗的惩戒。在之后的发展中，蒙元中央朝廷加强了对东北的军事控制，逐步将辽阳行省所辖东路蒙古军万户府纳入侍卫军序列，总管高丽女真汉军万户府则改由蒙元中央朝廷兼理管辖，肇州蒙古屯田万户府之后史料较少。也就是说，随着蒙元朝廷的中央集权制度加强和东北政局的变动，元朝中后期辽阳行省的军事镇戍职能事有所弱化的。

3.经营边疆

辽阳行省的辖区，东到大海，包括库页岛在内，西与岭北行省相邻，南通高丽国接壤，北部直达北冰洋，幅员十分辽阔。行省境内居住着民俗文化习惯、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众多民族，辽东半岛是汉族人口较为集中居住的地区，农业经济比较发达，行省中部的西半部是蒙古人的游牧地，东半部是以狩猎为主的女真和水达达的居住地，黑龙江沿岸和库页岛则生活着主要以捕捞为主的居民，黑龙江以北地区的人们则主要以狩猎为生。辽阳行省作为蒙元帝国的“东藩”，森林、海洋、平原等为元朝廷提供了丰富的资源，毗邻高丽与日本隔海相望，肩负守护帝国东北部边疆的重任，因此，辽阳行省自设立之时起，便有着守土护民、经营边疆的职责。

辽阳行省设立后，州县制和万户制并存，在一些边远的渔猎部族聚集地区，则设立了若干因俗而治的万户府。辽阳行省下设七路，其中开元路管辖黑龙江中游，水达达路管辖黑龙江下游及乌苏里江两岸，在黑龙江入海口处的奴儿干地区设征东招讨司，辖区包括库页岛在内的广大地区，蒙元朝廷对东北的统治控驭在辽阳行省设立后得到加强。此外，农业经济的恢复和站赤的建设，也蒙元朝廷经略东北边疆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金末元初，因为蒙古铁骑四处征战，东北地区长期处于战火的笼罩之下。自从1211年蒙古大将哲别“袭破东京”，蒙古军队第一次进入东北起，东北地区先后经历了将近三十年的战乱。在蒙古军队南下之初，因其“起朔方，其俗不待蚕而衣，不待耕而食”，对农业经济地区采用烧杀抢虐手段肆意毁农为牧，掠夺式、野蛮式的强制推行游牧生产方式，给东北社会带来了严重的灾难，城镇沦为废墟，田园变成荒野，农业经济遭受了严重的破坏，地区内人口数量锐减。随着元朝统治区域的扩大，人们对野蛮扩张方式的强烈反感，使得蒙元朝廷逐渐改变策略，从斡阔台时代开始，经过丞相耶律楚材等人的推动，蒙元统治者逐渐重视农业，在元世祖忽必烈时，农业政策有了较大变化，据史载，，元世祖即位之初，即诏天下“国以民为本，民以衣食为本，衣食以农桑为本”，开始“劝课农桑”，推动农业发展，这是蒙元统治者观念上的转变，这种转变也体现在具体的政策上。中统三年（1262年），忽必烈下令“中书省、宣慰司、诸路达鲁花赤、管民官，劝诱百姓，开垦田土，种植桑枣，不得擅兴不急之役，妨夺农时”，这一政策把恢复、发展农业放在重要位置，使元朝农业生产出现重要转机。辽阳行省的农业也在此期间逐渐恢复。在组织架构上，各路总管要兼“官内劝农事”，在行省的南部地区普遍推行了“社”的组织，始于至元七年（1270年），一般以50户为一社，与里正制、主首制并行，是基层专司农业的设置举措。另外还有减少农民额外负担，保护农业生产，鼓励支持一些原来从事渔猎或牧业的民族改务农业生产，对遭受自然战争或自然灾害的地区，减免其租税或进行赈济，调集军民开展有组织的屯垦等。通过一些政策的支持和引导，“元统治者的‘劝农’政策，对辽阳行省农业的生产和恢复起到了积极作用，其中辽西与辽南地区农业生产恢复尤为速度”^[12]，辽阳行省农业的恢复发展为发挥经略边疆职能提供了经济社会保障，更好满足经略职能所需各项生活物资支出。

辽阳行省的“站赤”设置也是经略边疆的重要一环。“元代国家实现了规模空前的统一，成为横跨欧亚两洲的大帝国，为了与这种大一统适应，加强对国内各民族、各地区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的有效统治，元朝设置了以大都为中心，中书省所辖腹里地区以及九个行省都建立了星罗棋布、脉络贯通的大大小小驿站1500多处，和传递军情急件的急递铺20000多处，从而有效沟通了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地方之间的联系”^[13]，其中蒙元朝廷在辽阳行省设站赤120余处，辽阳地区站赤的建立对巩固边防、军事传递、经济发展等具有重要意义。此外，也有大批汉人被流放到辽阳行省一带，蒙古也有一些移民迁居至此，这些都对辽阳行省区域内的开发、经略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4.监控高丽

辽阳行省与高丽地区交界，境内也有大量的高丽移民，因此，在元朝处理与高丽关系中，辽阳行省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蒙古汗国在对金作战的后期，开始对朝鲜半岛的高丽用兵，同时武力扶植高丽国王王植。1229年八月，高丽国世子王愖向元廷求救，高丽国臣子擅自废国王王植，立安庆公王淐登上王位。蒙元朝廷派遣兵部侍郎黑的、淄莱路总管府判官徐世雄、国王头辇哥等人平息叛乱，扶持王植复登王位。斡阔台时期不断有高丽人投附蒙古统治者，率领民户进入辽东半岛居住，斡阔台汗十年（1238年）高丽王向蒙古称臣，自此之后高丽国成为元朝（蒙古汗国）的属国。在此期间，大量高丽人归附、移民辽东地区，在斡阔台汗十年（1238年）高丽归属之后， 对内设置高丽军民万户府（后改为安抚高丽军民总管府），以高丽降将洪福源为“高丽军民万户”，采用集中建置统治的方式，在辽阳故城设城统一管理，对外则由东北政治机构履行监控高丽的职能，“元设辽阳等路，建行中书省于懿州，总统诸路，并统高丽”^[14]，对高丽国进行监控管理。太宗十三年（1241年），高丽王族王綧到蒙古当质子，在宪宗三年（1253年）十二月，高丽权臣高令公叛，蒙哥汗命令宗王耶虎与洪福源一同领军出征高丽，高丽国质子王綧也在军中，并“奉旨为使讲和”，立下了功劳。宪宗五年（1255年），蒙古再次征伐高丽，将俘获的高丽民户迁往辽东，命王綧进行节制总管。中统元年（1260年），蒙元朝廷授王綧为金符总管，升佩虎符，兼领军民。中统三年（1262年），蒙元朝廷设置沈阳路，以高丽质子王綧为安抚高丽军民总管，分领宪宗年间新降附的高丽民户2000余户，治所沈州。在洪福源家族方面，宪宗八年（1258年）洪福源因政治原因被杀，在中统二年（1261年），洪福源之子洪茶丘为父雪冤，元世祖怜悯他，就改之前的高丽军民万户府为安抚高丽军民总管府，以洪茶丘为总管，下辖的高丽人口约为3000户。

元朝辽阳行省的东南界基本在鸭绿江的下游地区，但在元世祖时期，元朝边界曾一度扩展到朝鲜半岛的中部，在原高丽国的西北部设置东宁路，统一管理归附元朝的高丽的民户。东宁路的前身是东宁府。《新元史·地理志》记载：“东宁路，本高丽西京，至元六年，高丽人崔垣等以西京州县镇六十余城来降。八年，置东宁府，与高丽画慈悲岭为界，十三年，升东宁路总管府，设录事司，以静州、义州、麟州、威远镇隶婆娑府，二十七年，罢东宁路，悉归本路所属诸城于高丽。”宁路统辖的区域从鸭绿江下游至高丽国的慈悲岭之间，下辖的民户主要是高丽人，同时因区域内有部分女真人杂居，所以还统辖的有部分女真人。东宁路从世祖至元七年（1270年）开始，到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废置，前后仅存20年（《新元史》东记录时间较《元史》早一年），在此期间基本采用以高丽人统辖高丽人的做法，在当地派有驻军和屯田军队，但东宁路所辖州县官员仍为原高丽国时期的官员。辽阳行省建立后，在元世祖时期，辽阳行省的主要官员曾经带领元军进入高丽作战，同时辽阳行省的官员也常常受命前往高丽处理临时政务，参与蒙元朝廷对高丽政策的决策。

后来，为实现征服日本的目的，蒙元朝廷在高丽国辖区设立征东行省，为缓和矛盾，废置东宁路。就征东行省设立时间这一点上，学者程妮娜和薛磊有不同意见。“至元二十年（1273年），为征伐日本，专门设立征东行中书省，‘以高丽国王与阿塔海（蒙古贵族）共事’，为了进一步笼络高丽王，高丽忠烈王十六年（1290年）三月，‘丁卯，帝诏罢东宁路，复归我西北诸城’，辽阳行省的西界重新恢复到鸭绿江下游地区”^[15]。程妮娜认为征东行省是元世祖至元二十年（1283年）设立的，与东宁路有一定重合期；薛磊则在《元代辽阳行省刍议》一文中写道“元成宗大德三年（1299年）应出使高丽的辽阳行省左丞哈散的奏请，元廷增置征东行省，派高官到高丽参与对征东行省的治理，进而引发了元和高丽政治关系的紧张。到大德五年（1301年），元廷才废罢征东行省，撤回了派到高丽的元廷高官。大德六年十二月‘是岁，辽阳省奏帝，请并征东、辽阳为一省，移司东京’，此事因高丽忠烈王的强烈反对而作罢”。综合史料来看，东宁路于1290年废置是没有异议的，征东行省的设立与内地行省并不相同，是对属国高丽的政治加强管理，高丽国王身兼元朝驸马、征东行省左丞相，前后几次反复，首次设立时间应以1283年较为准确。因为特殊的地理位置，辽阳行省在设立后，承担着监控和参谋对高丽政策的职能，是元廷对高丽政策的重要渠道和“桥头堡”，在管理高丽降附民户和落实蒙元朝廷对高丽政策方面，发挥着独特的重要作用。

四、辽阳行省的发展过程

元世祖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十月，由蒙元朝廷正式下诏设立辽阳等处行尚书省，这标志着辽阳行省正式作为蒙元朝廷统治东北地区最高机构，登上元朝政治舞台。辽阳行省在设立后，随着元朝政局变化和蒙元朝廷统治策略变化，经过了不同的发展阶段，治所也经历了多次变迁，这与辽阳行省独特的战略地位密切相关。

（一）发展的不同阶段

辽阳行省的设立，基本处于蒙古统治的中期，元朝的中前期，因元朝统治时间较短，只有短短百余年时间，所以辽阳行省实际上正处于元朝的黄金时间段，元世祖忽必烈推崇儒学，附会汉法，建立了一套兼具蒙古、汉、辽、金特色的政治体制，在维护蒙古贵族特权的前提下，创造了稳定的政治发展环境，促进了元朝中前期各项社会事业的发展，巩固了蒙古的统治。就辽阳行省来说，在设立的早期，政治形势相对稳定，经济得到一定恢复；在后期阶段，因元朝统治者耽于享乐，加上原本便较为突出的政治民族矛盾，造成时局不稳，战乱和饥荒成为后期的一个特点。

1.早中期阶段

据《元史·地理志二》记载：“辽阳等处行中书省,为路七、府一,属州十二, 属县十。”《元史·百官志七》对此也有记载，印证了辽阳行省设立之初下辖七路，设置一府，共有十二州。下辖七路分别是东宁路、辽阳路、开元路、合兰府路、沈阳路、水达达路、大宁路等。大宁路则是蒙元朝廷在东北设置的山北辽东道肃政廉访司的治所所在，东宁路则于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被裁撤掉。

水达达路的设置则较晚，背景也较为特殊。东北地区长期有女真族聚居，蒙元朝廷建立后，在女真族聚居区设置了开元万户府和南京万户府，在皇庆元年（1312年）前后，为了加强对女真族水达达部的针对性统治，水达达路从开元路中独立出来，在水达达路和合兰府路之下设置了五个军民万户府，由蒙古人担任地方官达鲁花赤。元世祖中期，为了加强对女真人部落的有效管理，蒙元朝廷在东北地区增设东道提刑按察司、巡防捕道所等机构。在元顺帝统治的至正二年（1342年）时期，咸平府被降级为县，同时将懿州升级为路，原来属于大宁路管辖的兴中和懿州两地也划归懿州管辖。沈阳路的设置主要是考虑安置高丽降民。沈阳路的变迁，经历了太宗五年（1233年）高丽军民万户府、中统二年（1261年）安抚高丽军民总管府，至元三年（1266年）另置沈州高丽总管府，元贞二年（1296年）沈阳等路（安抚）高丽军民总管府等阶段，在大德三年（1299年）左右，沈阳等路（安抚）高丽军民总管府治所由辽阳故城迁往沈州，性质由用兵日本转向控制高丽，这说明此时蒙元朝廷统治策略已经转变，连续的对日作战效果不佳，国内外矛盾积发，在东北的统治已逐步由外向进攻转为管控既有控辖范围。

早中期阶段，辽阳行省作为东北地方最高统治机构，为巩固蒙元政权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政治上，不断调整职能机构设置，根据蒙元中央朝廷和中书省的指示，履行控驭东道诸王、军事镇戍等职责，协调处理不同民族之间矛盾，维护和巩固统治；经济上，利用独特的自然条件和辽、金奠定的基础，开展屯田等活动，恢复和发展东北地区农业，一定程度恢复东北地区商贸往来，为蒙元军粮供应和地方稳定提供重要支撑；军事上，履行军事职能，开展镇戍、屯田等行动，对内控驭蒙古贵族、少数民族等势力，对外防御高丽，作为桥头堡，开展对日征战行动。总的来说，辽阳行省早期阶段较好的贯彻了蒙元中央的东北统治策略，有效促进了东北地区的稳定和开发，为蒙元朝廷的政治、军事等活动提供了重要的保障和支撑。

2.晚期阶段

经过一系列的调整，在元朝后期，辽阳行省所辖主要有辽阳路、广宁府路、大宁路、沈阳路、开元路、水达达路和懿州路。元朝末年，经过长期统治，蒙古贵族军队纪律涣散，战斗力下降，元朝对地方的管辖控制日益松弛。以蒙古族贵族为主的统治阶级疯狂兼并土地，“驱役佃户”，将广阔的良田变为牧场，农民失去土地沦为奴婢。统治阶级耽于生活享乐，挥霍无度，财政入不敷出，于是滥发货币，不断加强对各族特别是汉族人民的残酷掠夺和奴役，横征暴敛，苛捐杂税名目繁多，全国税额比元初增加20倍。至正四年(1344)五月，因河道连年失修，加上天降暴雨黄河暴溢，黄河多次决堤，沿河州郡先遇水灾，又遭旱灾、瘟疫，灾区人民死者过半、民不聊生。元末政治家、文学家张养浩在《归田类稿·哀流民操》中曾写道，流民“死者已满路，生者与鬼邻”，充分描述了元朝末期民众生活的困苦和艰难。至正十一年（1351年），黄河决堤后，冲坏山东盐场，严重影响元朝政府的国库收入。元顺帝强征民工15万人开凿新河道，使黄河与淮河汇合入海，监督挖河的官员克扣河工饭钱，加上工期紧迫任务重，河工挨饿受冻，群情激愤。在年底之时，蒙元朝廷又滥发纸币，物价飞腾造成通货膨胀，“开河”和“变钞”促使元末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极端尖锐化。至正十一年（1351年），北方白莲教首领韩山童及教友刘福通等抓住时机，发布文告，正式开启以红巾军为主力的元末农民起义，红巾军所到之处开仓散米，赈济贫农，深得人民拥护，群众纷纷加入红巾军，反元斗争发展迅猛，快速发展至数十万人。在红巾军的影响下，全国各地农民纷起响应，影响较大的有蕲水(今湖北浠水)的徐寿辉部、南阳(今属河南)的布王三部、荆樊的孟海马部、濠州(今安徽凤阳)的郭子兴部等，沉重打击了元朝在全国各地的统治。至正十四年（1354年），蒙元朝廷派遣丞相脱脱率领四十万大军南征，以期彻底平定战乱。

辽阳行省远离红巾军活动区域，但依然受南方军事行动影响。元末明初历史学家、文学家危素曾在《送札剌尔国王诗序》中写道“盗起河南，当事者不习兵事，悉调东北之兵。”^[16]说明在元末镇压农民起义的行动中，辽阳行省的军队曾大量南下参与军事行动，由木华黎之后王朵儿只（即札剌尔国王）率领。《元史·朵儿只传》曾记载“（至正）十四年，诏脱脱总兵南讨。中书省参议龚伯遂建言：‘宜分遣诸宗王及异性王俱出’。”根据记载，朵儿只率领的辽阳行省军队驻扎在淮南，由脱脱节制。至正十七年（1357年），刘福通派遣三路大军北伐，由关先生、破头潘、沙刘二率领的中路军队于至正十八年（1358年）攻陷上都（今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正蓝旗境内），随后向辽阳行省行动，在至正十九年（1359年）攻克辽阳行省治所懿州城，随后进军“海、盖、复、金四州及辽阳路”，蒙元军队到至正十九年（1359年）底才收复懿州，到至正二十年（1360年）才由佥枢密院事张居敬收复兴中州、义州等地。危素认为，蒙元朝廷调动辽阳行省军队南下是东北遭受“红巾之乱”的重要原因。至正二十一年（1361年）十月，关先生等率领红巾军主力十万余人，从辽东地区进入高丽，并且攻占高丽王城。至正二十二年（1362年）正月，高丽将领安祐、李芳实等人率领高丽军队打败红巾军，关先生、沙刘二等将领被杀，红巾军主力损失过半，破头潘率领余众“遁走鸭绿江而去”。当年四月，撤入辽阳行省境内的红巾军遭到地方武装截击，破头潘被擒，余下红巾军部队往西撤退，于至正二十三年（1363）正月攻陷大宁，在也速为首的蒙元军队围剿下势力日衰，不久便在进攻上都的行动中被孛罗帖木儿击溃。“红巾之乱”平定后，辽阳行省平叛官军与地方豪强逐渐成为割据势力。《辽东志》载：“（明）太祖龙飞，剪除群雄，扫清六合，大兵方下幽冀。元丞相也速以余兵遁栖大宁，辽阳行省丞相也先不花驻兵开原，洪保保据辽阳，王哈剌不花团结民兵于复州，刘益亦以兵屯得利赢城，高家奴聚平顶山。各置部众，多至万余人，少不下数千，互相雄长，无所统属。”^[17]蒙元朝廷丞相也速、辽阳行省丞相也先不花，以及先后担任辽阳行中书省平章事的高家奴、洪保保、刘益等都在辽阳行省占据一定势力，成为元末辽阳行省政治上的重要力量，也从侧面反映了元朝末年蒙元中央朝廷对辽阳行省控制力的减弱，引发了地方上政治权力和设置的混乱。

（二）设立治所变迁

东北地区的统治中心，在辽阳行省设立之前便经过了多次探索和变动，从北京路（后改为大宁路，今内蒙古赤峰市宁城县大名城），到东京路（后改为辽阳路，今辽宁省辽阳市老城）再到懿州（今辽宁省阜新市东北塔营子城），辽宁师范大学历史与文化旅游学院都兴智教授认为“元代辽阳行省的治所虽曾几次变迁，但其最初设置和统治时间比较长的地点还是今辽阳市”^[18]。可以说蒙元东北统治中心的迁移，与蒙元朝廷对东北的策略息息相关，尤其是与东道诸王和五投下的关系，蒙元中央朝廷也是在不断探索与安抚中，对东北地区政治统治机构不断进行调整，也伴随局势变化，对治所进行迁移，本质上是统治阶级本部的角力，是蒙元中央朝廷对东北地区局势研判，进而付诸的结果。

1.治东京路

元世祖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十月，辽阳等处行尚书省正式设立，治所在东京路（后改名辽阳路，今辽宁省辽阳市老城），《元史》中有“行省镇辽阳”的记载，这一点也在学界得到较多认可，如张博泉等《东北历代疆域史》、金毓黻《<中国历史地图集>东北地区资料汇编》《奉天通志》等都持有相同观点。治东京路（辽阳路）是辽阳行省设立后，政治重心东移的一个体现，说明在乃颜之乱后，蒙元中央朝廷对东道诸王的戒心加强，治东京路是为了更加靠近东道诸王的统治领地，增加对东道诸王的震慑，巩固和恢复叛乱所带来的破坏，重建蒙元中央朝廷的权威。在辽阳行省起步阶段，逐步削减控制东道诸王的自治权，设立提刑按察司和各元帅府、万户府，通过一系列政治、军事、监察体制的构建，把东北地区统治权抓牢在手中。通过“因俗而治”的策略，对少数民族进行有效管控。因此，辽阳行省治所在东京路的时间虽然短，却属于是蒙元中央朝廷对东北统治政策策略的分水岭，是加强中央集权、完善机构设置的关键过渡阶段，也是蒙元中央朝廷对东道诸王震慑施压的探索时期，为后期辽阳行省职能的逐步明确和完善，为巩固蒙元中央朝廷的有效统治，奠定了重要基础。

2.治懿州

元世祖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辽阳行省治所迁移到懿州。辽宁师范大学都兴智教授在《元代辽阳行省的设置与治所问题变迁的探讨》一文中认为，辽阳行省治所在迁移到懿州后，曾有变动。他举例《元史·洪祥君传》记载，洪祥君于成宗大德十年（1306年）任辽阳行省右丞，史载到任后“请新省治，增巡兵，设儒学提举官、都镇抚等官，以兴文化，修武备”。而在《元史》中另有记载，至大四年(1311 年) 三月，元仁宗即位, 拜王伯胜为辽阳行省平章政事。王伯胜赴任时,“辽阳省治懿州, 州弊陋, 民不知学。伯胜始至,为增郡弟子员, 择贤学以教之。” 前后六年之间，洪祥君曾兴文化于省治，而王伯胜在懿州时民不知学，前后矛盾，推断应该是辽阳省治中间有变迁到其他地方。

《元史》记载，元朝末年,红巾军大举北伐,中路军在关铎、潘诚带领下,攻陷元上都(今内蒙古开平)，焚上都宫室,然后转略辽阳。至正十九年(1359年)春正月“辽阳行省陷, 懿州路总管吕震死之。”在同一年，“群盗由开平东屯辽阳……( 太平)至则遣将拔懿州省治,盗逾辽河东奔。”通过史料记载说明, 元末辽阳行省治所确实在懿州。

辽阳行省迁到辽西的懿州有多个层次的原因。在《安庆武襄王神道碑》中曾有记载：“至元二十七年，武平地大震，奸人乘灾异向扇摇，诸王为其动者三，人民大恐惑。上虑乃颜之党因而复变……辽阳行省治懿州。”^[20]在当时的社会形势里，东道诸王叛乱已经平定，首领乃颜也已被诛杀，但是哈丹的党羽还是很猖獗，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元世祖忽必烈命令李庭率领汉军东征，又命令亦乞列思等五投下探马赤军从懿州东进，与此同时运送15万石粮食到懿州以满足军民之需。1299年，蒙古东道诸王中铁木哥翰赤斤之孙爱牙哈赤，向蒙元朝廷请求将所部兵马在咸平、懿州一带屯田。在这样的情形下，懿州成为经营东北地区的大本营，元世祖忽必烈做出了将辽阳行省治所迁移到懿州的决定。经过几年治理，东北局势相对稳定，将辽阳行省治所西迁懿州，是蒙元统治者安抚东道诸王的一个政策体现。同时，一直以来，漠南辽西都是蒙古五投下（弘吉剌、亦乞列思、札剌亦儿、兀鲁、忙兀五个蒙古部族）的势力范围，懿州也是五投下中亦乞列思的领地，五投下“列镇此方”，长期以来都是北京行省、辽阳行省范围内的重要政治力量，是蒙元朝廷控驭东北、拱卫京师的重要组成，因此，蒙元朝廷将辽阳行省西迁懿州，也是为了有效发挥蒙古五投下军团的控驭东北和拱卫京师的作用。

五、辽阳行省的组织架构和组成

“元代行省制度是古代多民族统一国家发展壮大过程中，中央与地方权力结构不断调整、完善的产物,适应了元朝统治的特殊需要，作为历史上第一个由北方民族建立的全国统一王朝，使元朝必须予各军事占领区以相对集中的事权,以便遇到紧急事变能够迅速决策并付诸行动。”^[20]辽阳行省在设立之后，在前期探索基础上，融汇辽、金、汉政治机构特点，在东北地区设立了政治、监察、军事等机构，逐步构建完善，在政治、军事、民族、经济治理等方面对东北地区施行影响，发挥元朝“东藩”的战略作用，推行蒙元中央朝廷的统治政策，巩固和加强中央集权。辽阳行省的组织架构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并且随着蒙元中央朝廷的统治策略而不断变动，统治策略又与东道诸王、五投下等蒙古贵族和高丽、女真等民族密切相关。因此，可以说辽阳行省的组织架构和组成，是蒙元朝廷对时势判断分析，受蒙元中央朝廷与地方势力长消对比因素影响，是为巩固统治而服务的，在巩固中央集权、维护蒙元中央朝廷权威等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也在早中期发展阶段为民众安心发展生产提供了一定安全保障。

（一）机构设置和职能

    辽阳行省机构设置具有时代特色，是忽必烈在辽、金基础上，附会汉法，结合蒙古既有生产生活方式而探索形成的，是以军事为依托、政治为平台、监察为抓手的政治机构，具有鲜明的少数民族特色，层级分明、职能分开、互相制约，“元代的东北统治既可折射朝廷、诸王等多种政治势力的混存交织，又体现出中央集权的逐步加强与若干特色”^[21]，辽阳行省在设立后近70年中，依靠着这套机构体系，有效的代表蒙元中央对东北进行了开发和统辖。

1.政治机构设置

辽阳行省是在中央集权体制下，地方分权的新模式，以行省节制各路、州、县的屯田、兵甲、钱粮等事宜。辽阳行省是中书省在东北地区的分支，代行“掌国庶务、统郡县、镇边鄙”的职责，是东北地区最高统治机构。辽阳行省政治机构、官职、名称、品衔等与中书省大致相同，据《元史·百官 志七》记载:“每省丞相一员,从一品,平章二员,从一品；右丞一员,左丞一员,正二品；参政知事二员,从二品,甘肃、岭北二省各减一员,郎中二员,从五品；员外郎二员,从六品； 都事二员,从七品；掾史、蒙古必闻者赤、回回令史、通事、知印、宣使,各省设员有差。旧制参政之下,有签省、有同签之属,后罢不置……各省属官有:检校所, 充检校一员,书吏二人。照磨所,照磨一员。架阁库,管勾一员。理问所,理问二员, 副理问二员,知事一员,提控案牍一员。都镇抚司一员, 副都镇抚司一员。”在元朝的行省体制中，丞相、平章政事、左右丞、参知政事是较为主要的官员，但因为害怕地方权重造成分权,行省多不设“丞相”,即“丞相或置或不置, 尤慎于择人, 故往往缺焉”。这一点在辽阳行省的设置中也有体现，关于辽阳行省平章政事、左右丞、参知政事的记载较多，却鲜有丞相记载，这即是为了加强中央集权需要，遵循的各省管理，也是元朝机构设置具有的蒙古、金、汉杂揉的时代行政特色。

辽阳行省的机构设置主要有五大职能，一是内政职能，处理行省内各级官员的迁移变动、考核，以及刑律政事等；二是军事职能，掌管行省内兵甲、站赤、镇戍、屯田等军国重事；三是社会职能，履行对行省内水利、农桑、漕运、赋税、交通等经济社会管理；四是政务职能，管理行省下属的路( 府、州) 和县( 州) 两级政权机构的重大行政事务；五是民族职能，对在行省范围内置于边远和偏僻地区的宣慰司、宣抚司进行有效管理，对辖区少数民族进行管理和安抚。

2.监察机构设置

《元史》第八十六卷曾记载“国初，立提刑按察司四道：曰山东东西道，曰河东陕西道，曰山北东西道，曰河北河南道。……十五年，复增三道……以女直之地，置海西辽东道……二十五年，罢海西辽东……二十八年，改按察司曰肃政廉访司。”这段史料记载了辽阳行省监察机构山北辽东道肃政廉访司设立的过程，最初在辽东设立的是山北东西道提刑按察司，到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蒙元朝廷改为山北辽东道肃政廉访司。设立山北辽东道肃政廉访司是蒙元朝廷加强对东北地区治理的一个监察举措，是对东北地区官员履职情况进行监察的重要机构。在此之前，元世祖至元二十年（1293年）五月，蒙元朝廷从山北东西道提刑按察司中划出一部分，设立海西辽东提刑按察司，来加强对女直、水达达两个女真部落的管理，同时对蒙古东道诸王进行监控。当时女真水达达部面积较广，当地官员经常欺压百姓，元大都鞭长莫及，巡查官员无法到位。因此，蒙元朝廷削减北京的副使、佥事两名，在女直、水达达等女真部落聚居区设置海西辽东道，一共安排四名官员来进行管理，其中中使两名，副使一名，佥事一名。女真水达达部地处东道诸王势力范围，政治、军事都受其影响。在乃颜为首的东道诸王叛乱行动中，女直、水达达等女真部落也都有参与，因此，在平定东道诸王叛乱之后，为加强对水达达等地的有效管控，蒙元朝廷于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二月，通过所辖民户过少的理由，废置辽东海西道提刑按察司，将所属职权收归大都。根据《元史》记载，曾经担任辽东道廉访使的张昇，曾经在中书省永平路发生水灾时，请求朝廷拨款赈灾，这说明因为元朝辽东地区面积广大，山北辽东道肃政廉访司的管辖范围较广，部分辽阳行省以外的地方亦受到管辖。山北辽东道肃政廉访司蒙元朝廷在东北辽阳行省区域设立的监察机构，履行蒙元中央对地方官员的监督管理，是强化中央权力，加强对地方掌控的一个重要手段。

3.军事机构设置

辽阳行省作为蒙元朝廷对东北地方的最高统治机构，代表蒙元中央和中书省履行对东北地区的政治管辖。同时，辽阳行省的设立背景，是在平定以乃颜为首的东道诸王叛乱的情况下，为了加强对东北的军事控制，辽阳行省也具有军事职能，作为蒙元中央统治东北地区的最重要军事机构，下辖东路蒙古军万户府、肇州蒙古屯军万户府、总管高丽女真汉军万户府等军事机构。

据《元史》记载，东路蒙古军万户府设立的时间为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冬“立东路蒙古军上万户府，以统钦察、乃蛮、捏古思、那亦勤等四千余户，升怀远大将军、上万户，佩三珠虎符”。说明了东路蒙古军万户府此时履行辽阳地方镇戍职能，受辽阳行省统辖。后来，在元文宗（1328年10月-1329年2月，1329年9月-1332年9月在位）时期，东路蒙古军万户府逐步被纳入到蒙元中央侍卫军系统。《元史》第一百三十八卷记载天历二年（1329年）“立都督府，以统左右钦察、龙翊三卫，哈剌鲁、东路蒙古两万户府，东路蒙古元帅府，而以燕帖木儿兼统之，寻升为大都督府”。燕帖木儿开始是元武宗的侍卫。后来曾任左卫亲军都指挥使，因此，以燕帖木儿兼统东路蒙古军万户府，是蒙元中央已经开始对东路蒙古军万户府进行改革，收归管理权限。至顺二年（1331年）正月，蒙元朝廷“改东路蒙古军万户府为东路蒙古侍卫亲军指挥使司”，在这时，原属辽阳行省所辖的东路蒙古军万户府彻底纳入蒙元中央的侍卫军系统，中央集权得到加强，辽阳行省的军事职能有所弱化。

总管高丽女真汉军万户府是为了加强对高丽、女真、汉军的管辖，而设立的军事机构，实行聚居管理，建立之初由辽阳行省进行统辖。泰定四年（1327年），蒙元朝廷派遣马札儿台“领高丽女直汉军万户府达鲁花赤”，试行由中央派遣将领管理。1328年泰定帝死后，因总管高丽女真汉军万户府曾支持泰定帝后王，继任的元文宗曾对其进行惩罚。元统二年（1334年），蒙元朝廷任命唐其势担任总管高丽女直汉军万户府达鲁花赤，与马札儿台同为御史大夫，也反映了自元文宗以后，总管高丽女直汉军万户府的指挥权已经收归蒙元中央，由中央将领兼任，进一步削弱了辽阳行省的军事职能。此外，辽阳行省作为元朝“东藩”所在，还有大量屯田军队，包括右卫率府东北屯军和宗仁卫、隆镇卫等东北屯军，军事镇戍和建制与蒙元中央朝廷的军事征伐、统治策略等密切相关，也是东北政局变动和中央与地方关系变动的重要体现见证。

（二）机构设置特点

辽阳行省设立于元世祖忽必烈时期，是元世祖为了加强中央集权的有效措施，在附会汉法、强化东北统治之时，既兼顾东北诸王贵族的利益，又要对他们进行必要的监督和控制，是时代背景下，蒙元朝廷在南方行省制度探索基础上，于东北进行的部分创新性实践，为一定时期内东北地区的平稳做出了贡献。

1.附会汉法，汉蒙结合

元朝东北地区地处边疆、靠近漠北、毗邻高丽、民族众多，与日本隔海相望，是蒙古的“东藩”所在，因此辽阳行省的机构设置，在沿用南方地区行省基本设置的同时，结合地域特点，以附会汉法、汉蒙结合为主要特色，施行了相对符合东北情况的统治模式，为东北地区稳定和发展奠定政治基础。元代东北地区统治机构的建立与调整是在不断变化的，蒙古早期实行兵牧合一，政治设置与军事设置密切相关，随着统治疆域的不断扩大，原有的游牧民族政治机制已经无法有效实施地方政权管控，于是蒙元朝廷对地方统治模式不断探索，很多统治机构往往是“随事创立，未有定制”，在征服东北的过程中，许多官职的名称多是因袭金代，根据东北政局的变动设置机构。

在元世祖忽必烈即位以后，为了加强中央集权，他推行学习儒家、附会汉法的策略，逐渐剥离北京等路都元帅府等军事机构的民事职能，开始探索设置宣慰司（宣抚司）、行省等专门行政机构，结合东北地区民情、社情，建立巩固统治便于操作新模式。虽然在推行探索和改革的过程中，遭遇了蒙古王公贵族的强烈反对，东道诸王甚至以兵戎相见发动叛乱，但平定叛乱也为稳固内政、设立辽阳行省提供了契机，在加强蒙元中央朝廷在东北军事控制的同时，稳定设立辽阳行省，主要承担专门民事行政事宜，极大地削弱和限制了东道诸王的势力，捋顺了东北地区政治体制，畅通了蒙元中央朝廷的政令传达和执行，有效加强和巩固了中央集权。

首先是完善固有的领地分封制。即便在平定东道诸王叛乱以后，蒙元中央朝廷依然在东北地区保留了蒙古草原旧制，蒙古宗王对自有领地属民的管理权仍然保留。在经过几次动乱以后，蒙元中央朝廷对宗王自治领地进行调整，在一些主要蒙古宗王的领地，建立直隶中书省的路级官府，如应昌路、全宁路、宁昌路、泰宁路，日常隶属和治理仍以蒙古宗王为主，蒙元朝廷并不过多干预。同时捋顺蒙古诸王和辽阳行省的关系，对王府官员设置和品级进行明确，诏令蒙古诸王不得干涉辽阳行省职权行使，不得对辽阳行省官员动用王府私刑等，对蒙古诸王的政治权力进行约束和限制。其次，在辽阳行省辖下东北中南部的广大区域，蒙元朝廷参照内地汉族农耕政权机构设置，推行汉地的统治方式，建立行省、路、府、州、县的统治体系，对广阔区域内从事农耕活动的汉人、契丹人、女真人等进行有效管理。另外，在偏东北的一些渔猎部族的居地，在管理方式上结合民族特点推行因俗而治，设立宣慰司、路、万户府及千户制等，完善屯田和站赤建设，以加强对边疆地区的开发和统治。可以说，辽阳行省的主体政治框架，是以汉、蒙政治设置相结合，以中央集权和地方蒙古诸王分权相结合的一种新的模式，因为东北地区特殊战略位置和地位，这样的政治模式设置契合了东北时代局势，有效推进了蒙元中央朝廷的政治思路贯彻，能够及时有效传达和执行蒙元中央朝廷的指令，真正将东北地区牢牢抓在手中。

2.因地制宜，均衡制约

因地制宜是蒙元中央朝廷在辽阳行省过程中的一个策略，而均衡制约则始终是贯穿辽阳行省建构和完善的一条主要线索。辽阳行省设立后，兼有民事和军事等职能，在民事上，蒙元中央朝廷明确了辽阳行省的民事权力，监督和限制蒙古诸王对领地范围内司法、刑事等权力的实施，会同监察机构每年对蒙古诸王府的权力实施进行巡视，制约和规范蒙古诸王府的行为，加强对蒙古诸王的监事和控驭。在军事上，辽阳行省所掌握的军事力量，履行镇戍职责，对蒙古诸王的自有军队进行监视和布控，吸取东道诸王叛乱的教训，防止蒙古诸王另生异心，以军事力量来对蒙古诸王进行震慑，通过站赤系统及时为蒙元中央朝廷传递军情信息，来达到控驭蒙古诸王、稳定内政的目的。如东道诸王中居首领地位的斡赤斤家族，从蒙古国时期开始，直到元世祖忽必烈时期，乃颜领导的叛乱之前，斡赤斤家族一直在东北地区拥有大量的领地并负责东北的军事镇戍。在乃颜发动和带领的叛乱被镇压后，辽阳行省设立，元世祖对参与反叛的蒙古东道诸王进行了惩罚，对领头的叛乱首领乃颜予以了诛杀，但是并没有废除东道诸王的特权，在乃颜之乱后，蒙元朝廷将斡赤斤家族的统治权交给了未参加叛乱的乃颜的伯父、塔察儿的长子乃蛮带，以辽阳行省和蒙元中央驻军对其进行制约，所以直到元朝末年，斡赤斤家族在东北甚至整个元朝政局中继续发挥着比较重要的作用，成为北地区举足轻重的政治军事力量。控制、安抚、利用东北诸王始终是元代东北统治中面临的重要问题，维护蒙古贵族宗亲是元朝的既定政策，但是蒙古诸王的自治又不能威胁蒙元中央统治，因此在元朝一代，对东北蒙古诸王的安抚和制约贯穿始终，一方面派遣蒙元中央皇帝的藩府旧臣担任行省或宣慰司的主要官员，另一方面也吸收蒙古勋臣贵族、东道诸王的家臣进入这些统治机构，同时又不时采取政治、军事措施限制东北诸王的种种特权以及专擅、扰民等行为。对区域内民族地区的治理也是如此，在设立宣慰司、宣抚司进行管辖的时候，也间或有军事镇戍或军事屯田活动，在民族区域管理中，后期改变以本族人为首领的设置，以蒙古人担任达鲁花赤，对女真、契丹、高丽等民族的羁縻制度进行完善，对生产生活活动进行监督，通过军事、政治活动对其进行制约和平衡限制。

3.脉承中书，地位较高

辽阳行省以其独特的区位、战略位置，广阔丰富的自然资源禀赋，成为元朝体制内较为特殊的一个行省，行省内部机构设置与中书省一脉相承，在蒙元朝廷内具有较高地位。在元朝时期，一般行省的左丞相非重臣、要地不予轻授，大多都是处于空缺状态，而在辽阳行省机构设置中，左丞相一职是时常存在的，如在元世祖忽必烈时候的左丞相阔阔你敦，元文宗时候的左丞相伯帖木儿，元顺帝时候的左丞相乃蛮台等，说明左丞相一职的设置，贯穿了整个元朝始终，是蒙元朝廷为加强对辽阳行省控制而加大政治首领分量的体现。同时，作为蒙元中央朝廷和中书省在东北地区的最高统治机构，辽阳行省与中书省的主要官员也时常互相迁调，如据《元史》记载，在大德十一年（1307年）五月，蒙元朝廷“以中书平章政事合散为辽阳行省平章政事”，在至治二年（1322年）二月，蒙元朝廷“以辽阳行省平章政事买驴为中书平章政事”，这一点，在中国历代的官员调动中是不常见的，地方行省官员与中央同职位官员政治位置互换，足以说明蒙元中央朝廷对辽阳行省的重视，证明辽阳行省在蒙元政治体制框架内，具有较高的政治地位。

六、辽阳行省的政治管理策略和特点

辽阳行省是蒙元朝廷在东北地区的最高统治机构，肩负着政治、军事、经济等多种职能，在政治管理方面也自有策略和特点，包括中央集权与分权、管理和安抚、生产力恢复等多个板块，在元朝大一统、多民族的政治大背景中，辽阳行省战略位置独特，民族关系复杂，周边形势严峻，内部矛盾较多，但在辽阳行省设立以后，通过因地制宜、独树一帜政治管理，采用了多种管理策略，在元朝中前期阶段，稳固了大元帝国东北屏障，对后来者研究和学习政治管理方法，具有深刻的启发性和参考性意义。

（一）加强中央集权，分化治之

元朝对东北的统治历史，事实上是围绕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展开的。在蒙古进入东北之初，遵循蒙古汗国成吉思汗对宗族兄弟的承诺，再加上一直奉行对外扩张战略，无法在东北牵扯更多精力，于是成吉思汗在东北地区分封了一批蒙古王爷，划好领地、明确民户，政治上沿袭原金国设置，这样成吉思汗可以腾出更多精力向西、向南扩张，也在蒙古贵族内部拉拢了人心，以蒙古诸王的封地自治来达到稳固东北地盘的目的，虽然在辽阳行省设立之前，蒙元朝廷在东北地区做了许多探索与变动，但这段时期，蒙元朝廷只是根据地区和边疆形势，对政治机构进行局部调整，在东北还是蒙古诸王分权占据一定上风。平定东道诸王叛乱是东北地区局势的一个转折点，蒙元中央朝廷打击了东道诸王的势力，确立了辽阳行省对东北地区的最高统治权，拿回了属于中央朝廷的主动权，逐步以辽阳行省为抓手，从军事、交通等多个方面，扩大在东北地区的话语权，这段时期，中央集权不断加强，地方分权受到制约和限制。在元朝末期，随着蒙元中央朝廷的奢靡腐败，社会矛盾的不断积发，蒙元中央朝廷的控制力减弱，蒙古诸王势力和民族羁縻自治势力开始活跃，中央集权往后倒退，地方分权又逐渐抬头。所以纵观元朝在东北历史，围绕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关键因素是双方力量的此消彼长，地方分权主要是由蒙古诸王自有领地的特殊情况，形成了辽阳行省和蒙古诸王府行政双轨制，蒙元中央朝廷也始终根据力量对比和时局判断，不断调整着中央集权政策和策略。

1.调整蒙古贵族封地自治策略

自成吉思汗实行分封制度以来，以东道诸王、五投下为主的蒙古诸王，便在东北地区拥有大量的领地和封民，成为蒙元朝廷所倚仗的重要政治军事力量。蒙元朝廷对东北贵族封地自治策略调整，以东道诸王乃颜叛乱为分水岭，前松后紧，始终管控与安抚相结合。在蒙古汗国和元朝前期，蒙古诸王东北地区经营多年，在忽必烈登上汗位的过程中发挥了帮助作用，蒙古诸王府在封地内拥有大量军队，可以自行任命军官、官员，自设断事官，对犯事犯罪之人都由王府来裁决，对领地内封民操控着生杀大权，在东北地区军事、政治、经济等方面有着巨大的影响力。

在辽阳行省设立后，为吸取东道诸王叛乱的教训，蒙元朝廷逐步对蒙古贵族封地自治政策进行调整。在政治上，蒙元中央下诏要求蒙古贵族不得干涉辽阳行省政权，不能干扰地方官员选用和任命，不能对地方官员问罪、用刑，要求中书省对东北地区蒙古贵族的要求严格把关，不能私下提供补给等，不允许诸王滥发牌印、诏旨、宣命等，对诸王驰驿行为进行规范，“许乘三马，运行亦不过四”，对蒙古王公贵族的种种专擅、扰民等行为进行约束和限制；在司法上，蒙元朝廷发布命令，罢掉诸王的断事官设置，要求由国家任命的官员和王府官员一起处理诸王封地内的诉讼案件，将司法权力收归中央，进一步削弱诸王的司法特权；在军事上，诏令诸王“不得擅招民户”，乃颜叛乱平定之后，在乃颜故地建城置肇州，设宣慰司统辖，同时又设立由中央大都督府直接管辖的蒙古军上万户府，对东北地区东道诸王封地进行监控。制约平衡也是蒙元朝廷加强东北地区中央集权的一个策略，忽必烈总领漠南军国重事以后，逐步将五投下探马赤军的统领权收归中央，并将五投下诸部迁到辽阳行省，履行镇戍东北、牵制东道诸王，削弱东道诸王统治汉地权力的职责。在乃颜之乱中，五投下军队从懿州东征乃颜，成为蒙元中央在辽阳行省的重要军事力量。在经历元文宗朝天历之变后，蒙元朝廷将一些蒙古诸王和大量蒙古部民迁至东北地区，并对东北诸王、蒙古部民等予以赈济，以增强蒙元中央朝廷对东北地区的军事镇戍和对其他东北其他蒙古诸王的政治监控。所以说，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在辽阳行省设立后，蒙元朝廷对蒙古诸王从政治、军事、司法等方面是有所限制的，调整了蒙古诸王对封地的管理，也在蒙古诸王内部采用了平衡与控制的管理策略，以期达到巩固统治、加强中央集权的目的。

2.调整对少数民族的羁縻政策

宋、元之前，中国历代中央王朝统治者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多实行羁縻政策，即对归附中央王朝的少数民族，在其生活的主要区域设置羁縻州府，给予该少数民族的首领一定级别官职，作为中央管理当地少数民族的官员，“以夷制夷”来达到巩固对少数民族地区统治的目的。这些少数民族在政治上隶属中央王朝，但中央王朝不将其纳入正式的政治管辖之下，对边疆少数民族不做强制管理要求，对归附的少数民族设羁縻州以集中监管，由该民族的首领来决定本民族的事务，只需要定期朝贡，有较大的自主权，即便有叛逃行为，多数时候也不会追究责任，因此羁縻政策是中原王朝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施行的一种比较松散的管理体制，

也导致了在宋、元之前的边疆少数民族时叛时附、反复无常，造成边疆地区不稳定。

高丽、契丹和女真是东北地区实施羁縻制度的主要民族，元朝在成立以后，对之前的羁縻政策进行了调整。对辽河东西地区社会经济较为发达、先进汉文化普及较广的民居聚居区，因此，蒙元朝廷将此区域内的契丹、高丽、竹温、渤海、竹赤歹、术里阔歹、女直、竹因歹等高度汉化的少数民族，都归入北方汉人中，以汉制进行集中统一管理。在地里位置偏远，民俗民风、生活生产方式不相同的边疆少数民族，蒙元朝廷推行“因其旧俗而治”的统治策略，对骑射精良、曾摧毁辽。北宋王朝的女真人严密防范，设开元、南京两个万户府、辽东路总管府，在水达达女真聚居区，于水达达路和合兰府路之下设置五个军民万户府，由蒙古人担任地方官达鲁花赤。元朝时，高丽民众曾三次大规模迁往辽阳行省，为加强对境内高丽降民的管辖，蒙元朝廷以沈州为据点，采用集中建置统治的方式，对内设置高丽军民万户府、双城总管府等具有羁縻性质的机构，初期以高丽族首领进行进行统辖，中后期逐渐任命蒙古族人为达鲁花赤，加强对高丽的监控和控制。契丹族在元初时较为活跃，在辽阳行省建立时已基本融入蒙古、汉族等其他民族，对此不作赘述。因此，在元朝时期，蒙元朝廷根据东北地区情况因俗而治，在保留对少数民族羁縻制度的同时，对分布地区进行隔离监视，部署有大量镇戍和屯田军队，在初期的时候以本族人为首领，到中后期逐渐以蒙古族人担任羁縻都府的负责人，将权力逐步收归中央朝廷，同时多次征召高丽、女真等少数民族军队，对部分地区免除徭役，推行以农耕为主的生产方式，促进民族融合，减少民族特征，以达到对边疆地区羁縻州府少数民族有效管控的目的。

3.加强军事，完善交通

辽阳行省在设立以后，蒙元中央朝廷加强了在东北军事镇戍，采取了系列军事措施，设立有蒙古军万户府、肇州蒙古屯军万户府、总管高丽女真汉军万户府等机构，增强了包括右卫率府东北屯军和宗仁卫、隆镇卫等东北屯军，同时完善军屯和站赤系统设置，进一步加强对东北地区的管控。在军事上，蒙元朝廷逐步将东北地区军事统辖权收归中央，在元文宗（1328年10月-1329年2月，1329年9月-1332年9月在位）时期，将东路蒙古军万户府纳入到蒙元中央侍卫军系统，至顺二年（1331年）正月，蒙元朝廷正式“改东路蒙古军万户府为东路蒙古侍卫亲军指挥使司”，这时东路蒙古军万户府彻底纳入蒙元中央的侍卫军系统，蒙元中央朝廷直接掌握东北镇戍军地，中央集权得到加强。在辽阳行省范围内，大量开展军事屯田行动，以加强对军事镇戍的支撑，建立了包括大宁路海阳等处打捕屯田所、浦峪路屯田万户府、肇州蒙古屯田万户府、金复州屯田万户府、水达达路屯田总管府在内的多个屯田区域，为军事镇戍和对外、对内军事行动提供了大量粮草等物资保障。恢复和完善站赤交通系统也是蒙元中央朝廷在东北加强集权的一个重要举措，元朝在辽阳行省范围内设立了四通八达的站赤系统，将各个区域板块有效连接，还根据东北地区的气候特点，设置专门的狗站，以保障在冬天时候的物资运输和人员往来。此外，蒙元朝廷也将女真、高丽等族编入军队，开展军屯和其他军事活动，对少数民族征收赋税，通过一系列军事措施，大力维护了中央集权，方便军事和政治信息传递，保障了军事物资后勤供应，了履行对东北地方的政治管辖，有效支撑了戍守城防或战略进攻军事行动，巩固了元朝中后期蒙元朝廷对东北地区统治。

（二）加强政治管理和安抚，巩固统治

辽阳行省是在平定东道诸王叛乱的大背景下设立的，设立之初政治形势依然不稳，对内行省建制尚不健全，叛乱分子四处逃窜，伺机另起兵事，东道诸王内部惶恐害怕，持等待观望态度；对外蒙元朝廷兴起对日征讨，与高丽关系也是时断时序，非常微妙。在此情况下，蒙元中央朝廷需要稳固辽阳行省的统治，于是采用了安抚的策略，对东道诸王叛乱中非主要参与者既往不咎，只是对部分领地进行了调整，从经济上给予支持和赈济，对高丽、女真等少数民族，继续沿用羁縻政策，恢复和发展生产，从而稳定了蒙古族人和少数民族民心，为辽阳行省逐步完善建制、履行相关职能创造了良好条件。

1.加强对蒙古族人的管理和安抚

元朝东北地区分布着以东道诸王、五投下为主的蒙古诸王，随着蒙元朝廷对东北统治的巩固，辽阳行省范围内蒙古族人逐渐增多，包括东道诸王封地民户、驻军、军屯、五投下等蒙古族人。在前期平定东道诸王叛乱、加强对五投下管控基础上，辽阳行省在设立以后，为了巩固统治根基，也进一步加强了对辽阳行省区域内，蒙古族人的管理和安抚。蒙元朝廷在辽阳行省各项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都必须首先考虑东道诸王的利益，在东道诸王中，斡赤斤家族在辽阳行省政治舞台上发挥着重要作用，拥有最多的封地和民户，担当着镇戍东北的军事使命。即便在斡赤斤家族首领乃颜发动叛乱被镇压，在辽阳行省建立后，也并没有取消的东道诸王特权，而是对部分封地重新调整。在元朝中后期，斡赤斤家族的统治中心从东蒙古的右拉哈河流域东迁到东北的泰宁路一带。

辽阳行省在设立后，加强了对东道诸王和五投下等蒙古族人的管理。在制度上，蒙元中央下诏要求蒙古贵族不得干涉辽阳行省政权，不能干扰地方官员选用和任命，不能对地方官员问罪、用刑，要求中书省对东北地区蒙古贵族的要求严格把关，不能私下提供补给等，对蒙古王公贵族的种种专擅、扰民等行为进行约束和限制，以贯彻加强蒙元中央朝廷对东道诸王的合理管控。同时，辽阳行省也代表蒙元中央朝廷来对东道诸王进行安抚，经常受命调拨行省内的粮谷来赈济蒙古诸王封地内的民户。应该说，为了确保东北地区政局稳定，在辽阳行省设立以后，对东道诸王等蒙古族人的管控有所加强，也始终奉行优待蒙古宗亲的政策，进行政治、经济安抚，来达到巩固统治根基的目的。

五投下蒙古贵族是辽阳行省政治平台上的重要力量，也是蒙元朝廷管理和安抚的重要对象。五投下在成吉思汗统一蒙古之前便活跃在漠北草原，常以一个武装集团出现，封地和属民相对东道诸王更多，是成吉思汗统一全国所依靠的重要军事力量，在攻打金国的战争中，五投下部分军队充当先锋，组成了五投下探马赤军，统领权一直掌握在以木华黎为首的五个部族手中。忽必烈总领漠南军国重事以后，逐步将五投下探马赤军的统领权收归中央，并将五投下诸部迁到辽阳行省，履行镇戍东北职责，牵制东道诸王，削弱东道诸王统治汉地的权力，在乃颜之乱时，便曾从懿州组织五投下军队东征乃颜，成为蒙元中央派驻辽阳行省的重要军事力量，兼防御高丽职能。在辽阳行省设立后，蒙元朝廷从政治上对五投下进行了重要安抚，蒙古五投下在辽阳行省中有着特殊地位，辽阳行省诸多的重要官员都是由五投下尤其是札剌尔部贵族担任。这是因为五投下在蒙元对外征服、控制东北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危素曾记载“国朝初用兵，辽东西最受屠戮，契丹所置州县，多为废城坏堞，因此在辽阳行省的统治机构中，五投下尤其是札剌尔部一直占据重要地位。元世祖忽必烈时期，札剌尔部塔出曾长期担任辽阳行省参知政事野烟荒草，生气之萎，久而未复。及建都开平、大兴，则视辽阳行省为之左臂，以异性王札剌尔氏、兀鲁氏、忙兀氏、亦乞列思氏、翁吉剌氏列镇此方，以为藩屏。祖宗思虑之精，区画之善，其为长久之计，既深远矣。”^[22]，塔出之子答兰帖木儿也曾担任辽阳行省参知政事。在元顺帝时，辽阳行省的左丞相乃蛮台、朵儿只以及平章政事朵儿直班均出自五投下札剌尔部。

除了东道诸王和五投下外，蒙元朝廷在东北政局动荡过后，不时将一些蒙古诸王、蒙古部民迁入东北地区，以加强和巩固蒙古贵族对东北地区的制衡和统辖。据《元史》记载，元文宗至顺元年（1330 年）九月，“辽阳诸王老的、蛮子台诸部扰民，敕枢密院、宗正府及行省，每岁遣官偕往巡问，以治其狱讼”。诸王中老的为元世祖五子云南王忽哥赤的后裔，蛮子台则属于蒙古五投下之一的弘吉剌部。至顺二年三月，“寿王脱里出、阳翟王帖木儿赤、西平王管不八、昌王八剌失里等七部之民居辽阳境者万四千五百余户告饥，命辽阳行省发近境仓粮赈两月”。这表明，在经历元文宗朝天历之变后，蒙元朝廷将一些蒙古诸王和大量蒙古部民迁至东北地区，并对东北诸王、蒙古部民等予以赈济，以增强蒙元中央朝廷对东北地区的军事镇戍和对其他东北其他蒙古诸王的政治监控。

所以说，蒙元朝廷对札剌尔部的控制管理主要是迁移到东北，更多的则是贯穿辽阳行省的政治安抚，在统治官员任命上给予较多特权，以达到笼络安抚的目的，使其安心镇守东北，牵制东道诸王，防御高丽。

2.加强区域内各民族的管理和安抚

东北地区一直以来都生活着众多民族，在辽金时期，受统治政策影响，东北地区生活着大量契丹人和女真人，在辽、金相继灭亡后，仍有大量契丹人和女真人遗留在此聚居生活。同时，在东北地区还有兀者、骨嵬等民族，有少量的色目人在此贸易居住，高丽人也三次内迁辽阳行省，加上驻守的汉军、蒙军等，使东北地区民族成分构成复杂。因此，为了加强对该地区的有效管理，蒙元朝廷设置了开元路、合兰府水达达路、征东元帅府、双城总管府等机构，来加强对区域内少数民族的管理，维持地区稳定。契丹族主要在蒙古汗国至元初较为活跃，耶律留哥及其子薛阇干收附的契丹民众，广泛分布在东起宁昌路、难抵广宁府路及大宁路的北部。公元1227年，辽王耶律薛阇干撤藩，成吉思汗令别里古台“镇广宁、辖辽西”，后以地远，迁至临潢，设总管府。1236年，元太宗斡阔台以广宁府民众赐别里古台，从此该地的契丹入户大多成了蒙古贵族的民户。而留居高丽的契丹人，逐渐从游牧改为务农，成为了高丽族的一部分。在元世祖忽必烈以后，很少有契丹记载，因此，本文中辽阳行省区域内民族管理和安抚章节不涉及契丹族。

女真族是辽阳行省时期较多的民族之一。东北地区长期有女真族聚居，蒙元朝廷建立后，在女真族聚居区设置了开元万户府和南京万户府，在皇庆元年（1312年）前后，为了加强对女真族水达达部的针对性统治，水达达路从开元路中独立出来，在水达达路和合兰府路之下设置了五个军民万户府，由蒙古人担任地方官达鲁花赤。《元史》中曾记载，东北地区的女真族分为女直女真、水达达女真等，并多次将二者并列，如在第十卷中记至元十六年（1279年）九月“女直水达达军不出征者，令隶民籍输赋”，在第十二卷中记“立海西辽东提刑按察司，按治女直、水达达部”，说明水达达是女直女真的一个分支。水达达女真主要生活在松花江、乌苏里江、黑龙江等流域水达达路辖区，从事渔猎生产。受蒲鲜万奴于贞佑三年（1215年）在辽水之东建立东夏国的影响，加之北京、东京、咸平等地战乱不断，东北地区女真族人逐渐呈现男多女少的趋势。元世祖中期，为了加强对女真人部落的有效管理，蒙元朝廷在东北地区增设东道提刑按察司、巡防捕道所等机构。在元顺帝统治的至正二年（1342年）时期，咸平府被降级为县，同时将懿州升级为路，原来属于大宁路管辖的兴中和懿州两地也划归懿州管辖。总的来说，女真族作为东北地区曾经的统治者，在元朝时期受到了有效的管理和限制。

辽阳行省内的高丽族聚族而居，与蒙元朝廷对高丽政策密切相关，经过三次较大规模的迁移，数量有几千户之多，主要居住在辽阳、沈阳等地，少部分居住在鸭绿江以西的地区，分布的地区土质肥沃、适合农业发展，他们掌握着较高的农业生产技术，为东北的开发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蒙元朝廷为了加强对高丽族的管理，先后设置了安抚高丽军民总管、安抚高丽军民总管府，辖有双城总管府、东宁路总管府等，加强了对境内高丽族的管理，直到元末，沈阳城中依然保留有沈阳等路高丽军民总管府、总管高丽女直汉军都万户府等机构。此外，在辽阳省内还有色目、吉里迷等民族，蒙元朝廷也都进行了一定的管理。

（三）加强生产力恢复，提升国力

东北地区土质肥沃、农业基础较好，在金末元初的战乱中,东北地区长期处于战火之下,生产力遭受极大破坏，人民群众生命财产缺乏保障。在蒙古汗国取得东北的统治权后，依然奉行对外扩张军事政策，与高丽多有摩擦，内部东道诸王也是不稳定因素，因此社会经济尤其是农业生产遭到了严重破坏。在平定东道诸王叛乱、设立辽阳行省后，蒙元朝廷为发展国力、支撑军事、政治行动，开展了一系列以屯田为主的经济恢复措施，实行劝课农桑政策，鼓励和发展生产，在少数民族区域也推行农业发展措施，完善了站赤系统，恢复了主要干线交通，为商贸往来创造了有利条件。元世祖忽必烈时把恢复发展农业放在重要地位，劝课农桑政策成为推动农业生产出现转机的垂要动力。经过蒙元朝廷屯田和站赤、劝课农桑等一系列政策的实施，辽阳行省的农业发展有所恢复，推广应用了新设备、新技术，生产力有了较大提高，为战后元朝国力恢复、东北地区民众生产生活步入正轨提供了保障和支撑。

1.开展屯田行动

蒙古早期便有游牧生产方式下便有以战养战、兵牧合一、且牧且战的补给传统，自蒙古汗国时期开始，蒙古对外进行了大量的军事行动，对军粮补给等有着大量的需求，于是开始探索设置过军事屯田。《元史》记载“国初，用兵征讨，遇坚城大敌，则必屯田以守之”。元朝建立以后，统治的范围更加广阔，军事行动更加频繁，为了支撑大量军事行动和镇戍，为军队提供充足保障供应，蒙元朝廷开始学习中原农耕社会后勤保障方式，开展有组织、系统化的屯田行动，主要有军屯、民屯和军民屯结合三类，以军屯为主，民屯为军屯服务。蒙元朝廷的军屯行动提供了大量的军粮供应，有效支撑了元初军事行动，减轻了供应军粮的负担。元朝把屯田作为一种官制，注意推行“以农桑为本”和“屯田积谷”的政策，《元史·兵志》中曾记载，“内而各卫，外而行省，皆立屯田，以资军饷”，“由是天下无不可屯之兵，无不可耕之地矣”。元朝的军屯隶属枢密院，由各卫、宣慰司和万户府直接管辖，各卫、宣慰司和万户府下设屯田千户所和百户所，专门管理屯田。元朝在全国各地计有屯田八十八处，管辖机构包括枢密院、大司农司、宣徽院等，各归有司管辖。屯田行动在支持军事镇戍和活动的同时，也为地方经济恢复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在确立对东北的统治以后，蒙元朝廷便在东北实行大规模的屯田行动，其中金代大量铁制农器的使用，农业经济快速发展，为元朝大规模的屯田奠定了一定基础。辽阳行省管辖有大宁路海阳等处打捕屯田所、浦峪路屯田万户府、肇州蒙古屯田万户府、金复州屯田万户府、水达达路屯田总管府等。《元史·地理志》记载，蒙元朝廷在水达达路设置了五处军民万户府，用以加强对民族地区的管控，设置了屯田总管府，负责屯田垦种事宜，来恢复水达达地区经济。征东招讨使阿八赤的儿子寄僧便曾担任过水达达路屯田总管府的达鲁花赤一职。辽宁省旅顺博物馆现藏有元朝上百户张成的墓碑，记载有张成的生平事迹，在其20余年的戎马生涯中，便包括有两次奉命屯田。据碑文记载，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张成所部“携妻孥辎重，随千户岳公，隶宣慰使都元帅阿八赤，往水达达地面屯田镇守”。结合《元史·地理志》中水达达路“土地旷阔，人民散居，元初设军民万户府五，抚镇北边……分领混同江（黑龙江）南北之地……设官牧民，随俗而治。”的记载可知，在女真人聚居的水达达地区，蒙元朝廷除了设置五个万户府，还派有正规军队驻守屯田，蒙古屯田军队同女真族、蒙古族人民一起，促进了对辽阳行省黑龙江区域的开发，为开发祖国东北边疆做出了贡献。此外，《元史》中还记载了辽阳行省区域其他的一些屯田活动，如第九十九卷记载，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以咸平府、东京府所屯新附军五百人，增戍女直地”。《元史·兵志》记载金复州屯田万户府至元三十年（1293年）“以玉龙帖木儿、塔失海两万户新附军一千三百六十户，并入金附州立屯耕作，为户三千六百四十一，为田二千五百二十顷”。记载了在今辽宁省大连市金州区和瓦房店市复州古城一带的军事屯田活动，张成碑文中“诏领所统军，并为金复州新附军万户府屯田镇守海隘。”的记载也印证了这一历史活动。在辽阳行省地域范围内，类似的路州府所辖规模较小或地位较低的屯田活动还有许多，主要的军事机构都有组织屯田军。

可以说，元朝在辽阳行省的军事屯田与蒙元朝廷对辽阳行省的统治策略密切相关。辽阳行省的屯田军主要由女真、新附汉军、高丽及一部分蒙古人组成，执行屯田、镇戍等职责，可以为军队补给粮草，减轻边疆地区民众负担，伴随屯田而产生的民族迁徙，也为各民族融合交流提供了条件。辽阳行省的屯田活动是因军事需求而推行的一项举措，在客观上是一种经济举措，组织的辟垦荒地、增加耕地等行动，解决了部分无地农民的需求，大规模的农业生产，为农业技术设备的运用发展提供了土壤，提高了劳动生产效率，推动了农业技术设备的更新应用。在民族迁徙的过程中，女真、蒙古等游牧民族的生活方式受到农业经济影响，逐渐学习掌握农业经济耕作技术，少数民族聚居区适合发展农业生产的地方，原来的渔猎或畜牧业逐渐转向种植业或兼种农业，在加上蒙元朝廷给部分军屯区域发放农具牛种等鼓励措施，农业种植经济逐渐发展，辽阳行省范围内各民族之间经济联系随着屯田活动实施进一步加强，地方农业经济也推动着商贸往来的恢复，因此，辽阳行省的屯田活动对恢复地方经济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助推了元朝国力的增强。

2.设立站赤军政功能合一

站赤是蒙元时期对驿站、驿传的别称。驿站在中国古代具有悠久的历史，是历代统治者沿交通干线设置的交通组织，具有提供政权内外使臣出巡、官员往来、传递文书、诏令等功能。驿站起源于商朝时代，在春秋时期得到发展，在秦汉时期进一步完备，唐朝时期规模大为壮大。宋朝基本沿袭了唐朝的设置，并做了一些革新，以厢兵代替百姓作为递夫。到了元朝，国家大一统，对站赤的需求更为迫切，因此蒙元统治者建立了四通八达的站赤系统，在全国各地设置了大大小小站赤1500多处，设置传递军情急件的急递铺20000多处。同时，元朝统治者仿照中原的驿站制度，在通往西亚的道路上设置站赤，以军事保证驿路的畅通，有效活跃了欧、亚、非交往和贸易。元朝时期的站赤有水路和陆路两种形式，交通工具以马、牛、驴、船为主，全国的站赤星罗棋布，国家政令可以有效传递到地方，有效沟通了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地方之间的联系，对加强中央集权具有重要意义。《元史·太宗纪》曾记载，元朝自太宗元年（1229年）开始设置站赤。《世界征服者史》和《长春真人西游记》中都有成吉思汗设置站赤的描述，记载每个站赤的费用和供应都由万户分担，极大方便使者往来。在元世祖忽必烈时期，元朝的统治区域进一步扩大，对站赤的需求更加迫切，规模不断壮大。忽必烈根据各地的实际情况来确定站赤分布，逐步形成了以元大都为中心，功能辐射全国的完整站赤系统，《元史·地理志》第六十三卷中对此有描述“元有天下，薄海内外，人迹所及，皆置异传，使驿往来，如行国中”，充分说明了站赤系统在当时已经较为普及，在人员往来和巩固统治上发挥着重要作用。元朝的站赤系统，对金朝制度有一定沿袭，即由兵部直接管理，掌管全国所有的邮驿。元朝的站赤有中央和地方两个系统，中央专门设置有通政院执掌站赤事务，以规范全国站赤政令执行，解决规模扩大、事务增多带来的管理难题。地方上则主要有达鲁花赤来对站赤进行管理，有时也受地方官府管辖，所以就出现了中央通政院和地方官府的双重管理，给站赤的运转带来了很多不便。于是在元英宗时，中央下达诏令“止合从各路达鲁花赤总督管提调，毋令州县官领之”^[23]，确立了中央通政院对站赤的唯一管辖权，杜绝了地方州县官府对站赤的干涉，进一步理顺了管理体制，使得站赤可以有效运转。

辽阳行省作为元朝疆域的重要组成，辖区内站赤广泛分布，大宁路辖有陆地站赤23处，安抚高丽总管府辖有陆地站赤2处，辽东路辖有脱脱禾孙站赤47处，东宁路设有马站10处，沈州高丽总管府设有马站2处，辽阳路和水达达路各有脱脱禾孙站18处。另外，还专门在辽阳行省设有末鲁孙等狗站15处，《经世大典》中详细的予以了记载，分别是：末鲁孙、末里合温、赵斤、佛朵火、撒鲁温、甫打怜、胡怜、胡鲁八兴、翰孙、卑里真、可列儿、末吉、哈剌八苦、播八滨等。与宋朝驿站不同，元朝实行站户制度，站赤由站户负责运营，条件相对比较艰苦，因为经常有元朝统治者，对站户进行赈济的记载，以保障驿路畅通。《元史》第十一卷曾记载，至元十八年（1281年）六月壬辰，“高丽国王王䞐言，本国置驿四十，民畜凋敝，敕并二十站，扔给马价八百锭”。同年八月，“以开元等路六驿饥，命给帛万二千匹，其鬻妻子者官为从之”。讲述了高丽国王因为辖区内站赤负担重，请求将站赤数量合并一半，并进行补给。在开元等六路发生饥荒，站户日子难过，把妻子都卖掉了，蒙元朝廷为了保障站赤通畅，拿出物资来对站户进行赈济。

在经过元初的长期战乱之后，东北地区人口数量急剧减少，许多田地荒芜，城池房屋成为残垣断壁，生产力水平下降，东北地区原有的小手工业和商业遭受了一定程度的破坏。因此，在统治逐渐稳固之后，蒙元朝廷开始着手恢复站赤，既是维护中央集权，方便军事和政治信息传递的需要，也通过对主要交通干线的恢复，为民间商贸提供了往来通道。辽阳行省除了履行对东北地方的政治管辖，还承担有地方军事重责，另辖蒙古军万户府、肇州蒙古屯军万户府、总管高丽女真汉军万户府等机构，蒙元朝廷以此为依托，在东北地区开展戍守城防或战略进攻军事行动。在政治上，东北地区战略位置突出，靠近蒙元漠北老家，又是蒙元帝国的东部屏障，地域面积广阔。因此，辽阳行省完备的站赤系统，为元朝中后期巩固对东北地区统治，发挥了巨大作用，有效便利了军事和政治信息传播，便利了诏令、使团、官员往来，为大一统国家提供了坚强的抓手，有效加强了中央的控制力，同时，通过强化管理，站赤系统恢复了主要交通体系，构建了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也带动了民间驿栈服务的兴盛，为往来客商提供住宿、餐饮等服务，促进了对内、对外贸易的发展，色目人在东北地区的商贸活动，便是其中的一个重要体现，对恢复东北地区经济、提升生产力水平、繁荣商贸往来提供了一定的引导保障和支持。

七、结语

元朝时期实现了国家的大一统，蒙古族人从漠北兴起，凭借强大的军事实力，逐步发展壮大，最终入主中原，完成了对周围政权的围剿，建立了幅员辽阔的大帝国，版图范围为历朝最大。蒙古族以游牧兴起，生产生活方式与中原农耕文明截然不同，在扩张的过程中逐步吸纳汉朝文化，部分承袭沿用金、汉设置，形成了具有鲜明的少数民族和时代特色的行政体制。

就东北地区来说，作为元朝“东藩”所在，它面积广阔，临近蒙古老家漠北草原，南来北往交通便利、土壤肥沃粮食产量高、区域内居住民族多，同时毗邻高丽，与日本隔海相望，因此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经历过前期多次探索和变动，在平定东道诸王乃颜叛乱以后，蒙元朝廷正式在东北地区设立辽阳行省，将其作为蒙元朝廷在东北的最高统治机构，强化了蒙元中央朝廷对东北的直接统辖权，并通过政治、军事、监察等体制完善，逐步对辽阳行省内各项机构和制度进行规范，采取了有效政策对辖区内蒙古诸王进行了管理和安抚，对行省内多样少数民族羁縻政策进行了调整，加强了对高丽、女真等少数民族的管控，在辽阳行省范围内移民屯田广设站赤，恢复和发展了东北地区经济。同时，以辽阳行省为桥头堡，开展了对日作战，对高丽的政治和军事行动，防御了元帝国的东北边疆。因此，辽阳行省的设立，对蒙元朝廷意义重大，蒙元历代统治者处理边疆问题的重要一环，在外政、内政处理等方面有着特殊的地位。

    辽阳行省的设立，是蒙元朝廷将东北地区纳入中央规范化管理的具体体现，在政治、军事、经济、民族管理等方面具有民族和时代特色，进行了较多探索，对元朝巩固东北疆域产生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对辽阳行省的研究，是在元朝大时代的背景下，以辽阳行省为研究点，对大一统时期元朝边疆地区政治、军事等设置进行全面还原和深入剖析，对元朝辽阳行省政治和军事体制进行梳理，为当代行政体制改革、区域振兴等战略实施，提供一定的参考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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