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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相信通过我们的不断努力和追求，一定能够实现与客户的互利共赢！ 摘 要： 450—457年在位的马西安皇帝,在拜占廷时代历史学家的作品中享有很高的声誉,尤以6世纪的《教会史》最具代表性。该书作者埃瓦格里乌斯秉承自己的价值标准,为马西安塑造了近乎完美的形象,这种观点为之后的部分拜占廷史家所继承。然而,20世纪之后,现代拜占廷史研究者对马西安的评价与古代作家反差明显,他们对于马西安重视度和评价的下降,则是尽可能站在客观中立的立场上,进一步拓宽视野,分析史料的结果,体现了拜占廷史研究的进步与发展。
关键词： 拜占廷帝国; 马西安皇帝; 埃瓦格里乌斯; 《教会史》; 形象变化;
Abstract： The emperor Marcian(450-457) enjoyed a high reputation in the works of Byzantine historians, such as the Ecclesiastical History of Evagrius scholasticus. Evagrius upheld his own value standards and created an almost perfect image of the emperor. This view was inherited by later Byzantine historians. However, after the 20 th century, the evaluation of modern Byzantine historians on Marcian was obviously different from those ancient writers. The decline in their evaluation of Marcian reflects the progress and development of the study of Byzantine history by broadening their horizons and analyzing from an more objective and neutral standpoint as far as possible.
Keyword： Byzantine Empire; Emperor Marcian; Ecclesiastical History of Evagrius Scholasticus; Image Change;
450—457年在位的马西安皇帝,在拜占廷时代历史学家的作品中享有很高的声誉,尤以广受赞誉的6世纪叙利亚历史学家埃瓦格里乌斯的《教会史》最具代表性。作者对这位皇帝评价极高,为其描绘了一幅近乎完美的人物形象。他对马西安的推崇得到了后世拜占廷历史学家的继承。例如,塞奥法尼斯就在其《编年史》中盛赞马西安的统治是一个“黄金年代”。120世纪之前的一些重要的历史学家遵循拜占廷史料中的论断,给予马西安很好的评价。例如,吉本在《罗马帝国衰亡史》中称赞其“对正统信仰十分热忱”,“性情温和、富有才干”。2而布瑞也在其《晚期罗马帝国史》第一卷中,称赞了马西安的外交与经济才能。3
然而,到20世纪之后,现代学者对马西安的态度逐渐发生了转变。最明显地表现为对其关注度的下降,此外甚至有非常负面的批评出现。4这样一种变化具有研究的价值。以埃瓦格里乌斯为代表的古代拜占廷学者对马西安皇帝完美形象的塑造,体现了作者所在时期拜占廷主流知识分子的价值标准和时代精神。而现代学者相比古代和20世纪前历史学家,对于马西安重视度和评价的下降,则是他们尽可能站在客观中立的立场上,进一步拓宽视野,分析史料的结果。通过分析两者评判皇帝的区别,有助于我们认识拜占廷时代主流知识分子的价值标准和时代精神,同时能够让我们了解当代拜占廷史研究的进步与发展。
一、《教会史》中马西安皇帝的独特形象
总体看来,马西安在拜占廷帝国历史中不算一位具有重大影响的统治者。对他的这种评价可以在当代重要的拜占廷通史中得到体现。学者们往往只用很少篇幅提及他在位期间的某些重大事件,甚至对其统治一笔带过。例如,瓦西列夫在《拜占廷帝国史》中用150页左右的篇幅记录了从君士坦丁大帝到莫里斯的拜占廷史,其中马西安被和他的继任者利奥一世放在一个章节中,二者加在一起只有不到3页的篇幅。5而在奥斯特洛格尔斯基的《拜占廷国家史》中,在70页关于早期拜占廷历史的记载中,涉及马西安的只有3个自然段。6更有甚者,如曼戈主编的《牛津拜占庭史》几乎没有涉及马西安的名字,只有寥寥数语勉强与之相关。7相较而言,只有希腊的卡拉扬诺布鲁斯在其鸿篇巨着《拜占廷国家史》第1卷(565年之前的拜占廷史)中用8页多的篇幅涉及了马西安的统治,但与该卷752页的篇幅相比,依然只是九牛一毛,仅比只统治数月的卓维安皇帝略多。
埃瓦格里乌斯笔下的马西安却与现代拜占廷研究者的认知存在着极大的差异。与当代学者对其并不重视的态度相比,埃瓦格里乌斯给予了马西安不同寻常的待遇。他在《教会史》中描绘的马西安形象值得关注。这种特性首先表现为马西安在他作品中的形象以近乎完人的姿态凌驾于其他帝王之上。总体看来,埃瓦格里乌斯在作品中对于皇帝形象的评判比较直率,在他作品中的10位拜占廷皇帝,大多是以优缺点并存的面貌出现。《教会史》对于皇帝的错误与不足经常进行直言不讳的批评。
在《教会史》所涉及的10位拜占廷皇帝中,只有马西安和6世纪末期的莫里斯是以完人的形象出现的。埃瓦格里乌斯给予莫里斯高度评价是在情理之中的。一方面,莫里斯是拜占廷帝国早期一位很有作为的君主,尤其在军事方面战绩突出,曾经大败波斯帝国。另一方面,莫里斯是埃瓦格里乌斯的故交,在其登基之后,埃瓦格里乌斯平步青云,从皇帝那里得到了重要的荣誉头衔,使自己成为了安条克城的显贵。但马西安在5世纪中期去世,与埃瓦格里乌斯没有任何交集。埃氏却在作品中用了大量溢美之词赞扬这位皇帝:
马西安留给所有人深刻的记忆,在人们看来,他是真正的帝王。8
埃氏在《教会史》中十分详细地介绍了马西安在宗教和世俗领域的贡献,其中甚至用很大篇幅记载了和他有关的众多神迹,例如:
马西安来到了军队的一个连队,并且希望加入其中。因为出于对他的钦佩以及认识到他将是伟大和最显赫的人,那些军人高兴地接受了他并且将他编入队伍当中,并且没有按照军法的规定将他排在最后,而是给予了他一个刚刚去世军人的军衔,那个人的名字叫做奥古斯都。这样,他们就登记道“马西安就是奥古斯都”。奥古斯都这个名字是我们皇帝的称号,那些身穿紫袍的人才会被如此称呼。这就仿佛是这个名字不能容忍不相称的职位,而反之这个职位也在寻觅适合他的人一样,所以马西安个人的名字和称号就恰如其分地结合在一起了。他应得的职位和公开的称号就通过这个事情表现了出来……9
一些学者对文中这段神迹颇有非议。在拜占廷,代表皇帝头衔的“奥古斯都”被用作普通人的名字是十分怪异的现象。因此,《教会史》法文本译者费斯蒂吉埃尔就认为,埃瓦格里乌斯这段“奥古斯都预兆”的传说是他自己编造的。10
《教会史》的另一则神迹也可以表现出作者的这种倾向。埃瓦格里乌斯记录了马西安还没有成为皇帝时在战场上的一次历险:
当他跟随阿斯帕与汪达尔人作战并且遭到惨败后,他和许多战士都成为了俘虏;因为(汪达尔王)盖塞里克想看看这些俘虏,因此他们被一起带到了一个平原上。当他们集合好之后,盖塞里克坐在高处,并且以这一大堆俘虏为乐……按照盖塞里克的指示,卫兵们解开了他们的绳索。这样每个人的举止行为都有所不同。但是马西安躺在平原上,并且在太阳下睡着了,当时天气极其炎热,与一年中这个季节应有的气候十分不符。但是一只鹰飞到了太阳下,这样就像一朵云一样使马西安不会感到酷热难耐。9
这则神迹的原始出处应为普里斯库的《历史》,可惜原始版本已经遗失。比《教会史》成书更早的普罗柯比的《战史》也记载过几乎相同的故事,埃瓦格里乌斯也在这段记载后提到了普罗柯比的记录。但是,埃瓦格里乌斯对《战史》进行了微妙的修改。《战史》中十分明白地记录了这个故事发生的时间,即“因为是夏天,所以俘虏们苦于烈日炎炎”,11但是埃瓦格里乌斯的《教会史》却通过上文比较隐晦地暗示这一事件发生在冬天。这种修改不同寻常,埃瓦格里乌斯非常熟悉普罗柯比的《战史》,在作品第4卷中集中大量引用了这部着作,并且与《战史》的记载高度吻合,这种完全扭转普罗柯比记录的行为,恐怕更多是因为埃瓦格里乌斯想要通过奇特天象的氛围进一步突出这一传说的奇迹性,从而证明他所认定的“这件事情能够表现出马西安的帝王之气”。12
埃瓦格里乌斯的《教会史》中,类似为皇帝撰写抑或加工的神迹比较少见,写作风格偏于写实。综观他的《教会史》,作者基本保证了严谨公正的态度。埃瓦格里乌斯在作品中一直贯穿着明确的价值判断标准,并以此作为品评人物的基本依据。因此,我们有必要进一步解读埃氏在作品书写中的这一标准。从拜占廷历史的编纂传统来看,埃瓦格里乌斯的着作是早期拜占廷时代最后一部冠名为《教会史》的作品,他也是诸多拜占廷早期教会史家思想的继承者。同时埃氏还是一名熟识古典文化的贵族知识分子,这两种身份在他作品的价值标准上得到了鲜明的体现。
二、基督教贵族知识分子的价值标准与马西安的形象塑造
埃瓦格里乌斯由始至终都是以一个基督教学者的身份来记录拜占廷帝国的历史。对于基督徒历史学家来说,判断皇帝优劣最直接的价值标准就是他们对待基督教信仰的态度。如果皇帝崇敬上帝,其统治就繁荣昌盛,反之就会遭受悲惨的命运。例如,尤西比乌斯就曾经把君士坦丁的胜利归因于虔诚结出的果实。13
尤西比乌斯之后的教会史家们继承了这种观点。5世纪初的索卓门写道:
君士坦丁得到了上帝的帮助,因此他得以在陆地和海洋都赢得了对敌人的胜利。14
埃瓦格里乌斯在作品中也体现出这样的倾向。他在作品中将马西安归为好皇帝的一个重要标准便是他对于拜占廷正统教会的贡献,即召开卡尔西顿大公会议。
马西安对宗教事务非常虔诚……他希望每个人都能够崇敬上帝,一度因为不虔诚而出现的杂音消失了……这样上帝就可以被同一个信经(卡尔西顿信经)所荣耀了。12
进入5世纪之后,基督教会内部围绕着耶稣基督的神人两性关系,即基督论的问题爆发了两次激烈的新论战,即聂斯托里争论和基督一性论争论,15这其中尤以一性论冲突更为严重,在教会内部引发了十分激烈的争论。为此,马西安皇帝召开卡尔西顿会议,最终在皇帝的支持下通过了《卡尔西顿信经》,给基督教发展带来了深远的影响,并塑造了现今基督教各主要派别承认的正统教义的雏形。
正是因为卡尔西顿会议的重要意义,所以埃瓦格里乌斯对于召开会议的马西安皇帝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这种以宗教虔诚来判定皇帝好坏的标准和之前的教会史学家们一脉相承。
除此之外,作为拜占廷基督教会重要的宗教领袖———安条克大教长幕僚的埃瓦格里乌斯,他对马西安的好感在宗教方面还有更现实的因素。
埃瓦格里乌斯所处时代的拜占廷世俗政权,与基督教会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微妙的改变。在他生活的6世纪,拜占廷教会已经成为了帝国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势力。面对教会势力的膨胀,拜占廷皇帝极力维护自己对教会的控制,尤其是人事任免权,时常罢免和流放不服从自己命令的主教,其中尤以埃瓦格里乌斯生活过的安条克和君士坦丁堡教区最为明显,这是因为君士坦丁堡是首都教区,皇帝必须保证其宗教领袖听从自己的命令。而安条克所在的叙利亚地区教会,是拜占廷帝国早期所有教义纷争中最主要的参与者之一,宗教对立极为严重,因此安条克大教长经常会因为与世俗统治者的理念不合而遭到罢免。
埃瓦格里乌斯本人就多次亲身经历皇帝与大教长之间的矛盾,尤其是他的两位恩主———安条克大教长阿纳斯塔修斯和格里高利都曾经与皇帝发生过对立。例如,在查士丁尼统治末期,皇帝与阿纳斯塔修斯因为宗教政策的分歧产生了尖锐的矛盾,此时埃瓦格里乌斯刚刚从君士坦丁堡法律学校结束学业回到安条克,并且得到了大教长的赏识,他记载到:
查士丁尼想尽一切办法对付这个像高塔一样坚不可摧的男人,因为他认为一旦撼动了他,那么他就能够占领这座城市并且奴役正确的教义并俘虏基督的子民。但是阿纳斯塔修斯是凭借神圣的勇气高高在上———因为他和不可动摇的信仰站在一起———所以他敢于发表公开和个人的声明反对查士丁尼。16
而就在此时,查士丁尼皇帝病重去世。埃瓦格里乌斯不无得意地写道:
但是“神给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事”……当查士丁尼想惩罚阿纳斯塔修斯及其属下时,他受到了看不见的创伤,然后就离开了人世。16
在阿纳斯塔修斯去职后,他的继任者格里高利依然和皇帝关系不睦,已经成为大教长法律顾问和幕僚的埃瓦格里乌斯尽管对此耿耿于怀。但是毕竟拜占廷教会与世俗权力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拜占廷皇帝积极推行基督教化政策,打击多神教,对教会提供经济支持,在教会内部陷入纷争时充当仲裁和调解人等行为符合该时期基督教会发展的需求。因此,埃瓦格里乌斯在作品中并非排斥皇帝干预基督教事务,而是希望皇帝能够向教会提供保护,同时尊重教会,尤其是教会上层人士的权益。
在埃瓦格里乌斯笔下的马西安,便是保卫却不凌驾于教会之上的典范。在其刚继位后,罗马主教利奥派遣使者告知马西安教会内部的严重分歧,因此皇帝为了让“不虔诚而出现的杂音消失”,立即决定在卡尔西顿召开第四次基督教大公会议。16而在会议召开的过程中,他只是发表了开幕词就留下了元老重臣主持会议,其余任由主教们自由讨论。最后,当会议决定罢免并放逐亚历山大里亚大教长狄奥斯库鲁等基督一性论派的教士之后,他回到会议发表了演说之后结束了这场神学争论。16
埃瓦格里乌斯本人一直目睹皇帝与大教长的种种矛盾,并时常被牵连其中。对于他来说,像马西安这样对待教会的皇帝显然比查士丁尼更让人欢迎。
由此可见,马西安对待基督教和教会的态度是埃瓦格里乌斯给予他很高评价的重要原因。但是,他对皇帝的评价并不仅仅局限于宗教虔诚这一个方面。一些同样坚持正统信仰的皇帝在他笔下却是以坏皇帝的形象出现的。因此,我们有必要就其价值标准做进一步的分析。
埃瓦格里乌斯的《教会史》比起前辈的同体裁作品,记载了更多和古典文化相关的内容。作为一名贵族精英,埃瓦格里乌斯对古典文化有比较深的了解,在行文中也时常提到一些古典作家,如修昔底德和普鲁塔克17等人的名字。这说明在拜占廷帝国早期,虽然基督教化进程大大加速,许多原来的多神教徒都皈依了基督教,但是古典时期的文化并没有和多神教一样受到国家的打击和取缔。正如曼戈所说,“世俗教育得以保留原有的地位……要求基督徒男孩们摒弃古代众神伤风败俗的那些故事,而要集中精力学习好的和有用的东西”。18
一些现代学者认为埃氏个人也深受希腊罗马道德理念的影响,19这种看法有一定的根据。从作品中来看,埃瓦格里乌斯的确很注重皇帝的私德,他把慷慨、公正、仁慈等品质看作和宗教虔诚同等重要的事情。例如,他曾经非常明白地在作品中阐明了皇帝品德的重要性:
皇帝并非因为对他人自然形成的管辖权而得到承认,相反,他应该首先约束并管理好自己,他要使自己免于接近任何不适宜的事物,还要通过宽容的法令使自己变得如此清白,以至于可以为人民提供一个道德的楷模和教育的典范。16
他在谈论马西安的时候,除了赞扬他的虔诚之外,也是极力称赞他的仁慈:
他不用处罚使人畏惧,而是防患于未然。他的帝位不是继承的而是源于美德。16
类似的描述还被应用于提比略皇帝,埃瓦格里乌斯认为:
在性格方面他是温和和仁慈的……他将捐赠财富看作让每一个人都富足的手段。20
相反,一些坚持正统信仰的拜占廷皇帝如果不具备埃瓦格里乌斯认定的这些品德,同样会遭到他严厉的批评。最为典型的就是查士丁二世。其在位期间不但坚持《卡尔西顿信经》,更是提出了调和基督一性论与正统教义矛盾的诏令,应该说宗教立场与埃瓦格里乌斯所持的温和正统派信仰极为一致。但是埃瓦格里乌斯在简略地承认他的宗教立场有利于提高其声誉后,在作品第5卷中用大量篇幅指出了他的缺点,如奢侈、贪婪与鲁莽等:
查士丁只沉迷于自己的享乐之中……他还沉醉在想入非非之中。卑鄙是一个放纵的人的性格,而鲁莽行事则是必然的结果。20
然而,作为一名基督徒和教会史家,埃瓦格里乌斯道德标准最终的着眼点依然还是在基督教的信仰上。在埃瓦格里乌斯看来,品德高尚是信仰虔诚的前提和保障,而虔诚则会给高尚的皇帝带来回报,最终让他能够因他的美德为民众所景仰。在他心目中,一个缺乏高尚品德的皇帝不能真正成为保护信仰和人民的合格统治者。他对二者关系的态度,集中体现在对自己的恩主莫里斯皇帝的评价上。他认为:
莫里斯在宗教上的虔诚和他的好运交织在了一起,因为宗教上的虔诚使他的好运不会向其他方向转化。这之后他不仅在肉体上穿戴了紫袍皇冠,而且在精神上也是如此……他在变成了真正的统治者之后体现了他的美德,臣民因此以他为榜样并且被他教育。20
可见,埃瓦格里乌斯对拜占廷皇帝的价值判断是基于基督教信仰和道德水准二者综合的结果。在他心目中,马西安皇帝也是一个品德高尚同时坚持正统信仰的完美结合体。
除了关注皇帝的私德之外,对于那些深受古典文化影响的拜占廷历史学家来说,罗马的贵族共和理念对他们有深刻的影响,这种观念也在他们的作品中时有体现。左西莫斯便是代表人物,他在作品中曾经直白地阐明了自己的政治观点:
他们并不明白,他们如同掷骰子一样将所有人的希望,以及这样一个广袤的伟大帝国置于统治者个人心血来潮的念头和权力之下……如果他不顾约束变成了一位暴君,将政府置于混乱,忽视世间的罪行,任意出卖公正并将他的臣民视作奴仆———除了极个别皇帝,其余大多数皆如此———那么单一统治者不受约束的权力势必会造成全世界的灾难……21
然而,这样一种怀念贵族共和的理念与拜占廷帝国早期政治局势的发展背道而驰,在该时期内,拜占廷皇权较罗马帝国时代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逐渐形成一个以皇帝为最高统治者的专制帝国,罗马时代的共和传统趋于瓦解。这样一种变化让6世纪倾向古典传统的历史学家痛心疾首,普罗柯比就是最典型的代表。尽管他公开发表了记录查士丁尼丰功伟业的《战史》和为其歌功颂德的《建筑》,但却留下了一部用极端恶毒语言咒骂皇帝的《秘史》。在这部着作中,他对专制皇权的发展和贵族地位的下降深恶痛绝。如他记载查士丁尼在皇储时期要打破禁忌,公然迎娶艺妓塞奥多拉为妻时,表现得心痛不已:
元老院没有任何一个成员在目睹帝国遭受的这一奇耻大辱时,胆敢提出异议或出面阻止这件事,相反,他们全都在她(塞奥多拉)面前卑躬屈膝,仿佛她是位女神。22
相对而言,埃瓦格里乌斯对待皇权的态度要比左西莫斯和普罗柯比温和很多,但他也对查士丁尼和查士丁二世对待贵族重臣的态度十分不满,在他的笔下,查士丁尼的统治变成了暴民政治,得到皇帝宠幸的小人可以肆意凌辱帝国的权贵:
他们甚至敢在光天化日之下在市中心杀人;他们不仅不用担心受到惩罚,而且还有可能得到奖赏,这样,许多人就都变成了杀人犯。他们还攻击房屋,洗劫店铺,出卖人民的个人安全,如果哪个官员胆敢阻拦他们的话,他就会发现自己的安全就会出现问题。20
从《教会史》中不难看出,埃瓦格里乌斯希望皇帝能够重视贵族的利益,尊重他们的权利。他对自己敬重的莫里斯皇帝赞赏有加:
他(莫里斯)在变成了真正的统治者之后,用自己的精神驱除了暴民统治的热情,同时在深思熟虑后确立了精英政治,这体现了他的美德。20
而马西安则是《教会史》中另一位尊重贵族传统的代表。由于在皇位继承过程中得到了元老院和军队的帮助,因此马西安在统治期间对官僚贵族阶层比较温和,注意维护他们的利益。埃瓦格里乌斯在赞扬马西安具有种种的美德时,特别提出他“能够公正地处理臣子的事情”,23类似的词语几乎很少被用在作品中的其他拜占廷皇帝那里。
显然,一个如《教会史》中刻画的既仁慈善良,又重视贵族利益的马西安皇帝,很好地符合了埃瓦格里乌斯的价值观。加之马西安在基督教信仰上的虔诚,对教会的尊重等因素,使他成为了作者心中皇帝的楷模。这样一种价值标准既体现了埃瓦格里乌斯继承教会史学家的传统,也符合他贵族知识分子的身份。
通过对作者价值标准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埃瓦格里乌斯在作品中塑造马西安皇帝的独特形象的原因。然而,为何这位在《教会史》以及其他拜占廷史料中极受好评的皇帝却不再为现代学者重视?这种古今认知的差异原因值得进一步分析。
三、现代学者与埃瓦格里乌斯笔下马西安形象差异的原因
现代学者的价值标准与埃瓦格里乌斯等古代作家不同,他们绝大多数人不再以宗教信仰或者私德作为评判皇帝好坏的主要依据,更不会站在拜占廷贵族的视角上思考问题。他们倾向于从马西安的政绩本身的影响去给予其评价,立场更为客观中立,视野更为开阔,对史料的研究也更为深入。由此从不同角度质疑了马西安的执政能力。这些质疑可以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对评价马西安政绩施政主体的认知差异
首先,古今学者对于马西安一些主要政绩的施政主体存在着明显不同的认识,即现代学者质疑马西安取得功绩背后的真实施政者另有其人,从而动摇了古代学者对他的高度评价。这种观点集中体现在对卡尔西顿会议的认知上。一些现代学者提出,马西安的皇后,即前任皇帝塞奥多西二世的姐姐普尔西里亚在这一问题上发挥着比他更为重要的作用。例如,卡日丹教授在《牛津拜占廷词典》的“普尔西里亚”词条中明确写道:
她寻求与罗马主教利奥一世结盟……她再次来到了前台……在他(马西安)的帮助以及罗马教区的支持下,她出席了卡尔西顿会议,并恢复了正统的信仰。24
显然,在卡日丹看来,早在塞奥多西二世统治时期就能够影响政局的普尔西里亚不仅是卡尔西顿会议的参与者,甚至比马西安发挥了更为重要的作用。持类似看法的学者很多,如海费尔在其《基督教会会议史》中也详尽讨论了卡尔西顿会议召开前的背景。塞奥多西二世去世后,他的姐姐普尔西里亚成为了皇位的实际继承者。“但是,因为女性从来不能独自掌控罗马人的帝国”,她选择了帝国“最显耀的将军”和“以高度虔诚”闻名的马西安作为自己名义上的丈夫,并使他成为了皇帝。因为马西安和普尔西里亚一样都是正统信仰的支持者,因此他和皇后分别给罗马主教利奥写信,要求改变前任皇帝塞奥多西支持的“以弗所强盗会议”的宗教观点,这些交涉活动最终促成了卡尔西顿会议的召开。25
普尔西里亚对马西安的宗教政策影响之大不仅仅局限于卡尔西顿会议召开之前。会议结束之后,《卡尔西顿信经》在教会内部造成了很大的争论,甚至在部分支持一性论的地区爆发了包括兵变在内的骚乱。普尔西里亚在这种情况下力劝马西安采取怀柔政策,取得了较好的效果。霍鲁姆在其《塞奥多西王朝的皇后们:古代晚期女性和帝国的统治》一书中认为:
普尔西里亚就是这样运用其影响力,引导马西安在面对此类暴动时放弃了罗马统治者惯用的严厉做法,转而采用了温和劝服的政策。26
然而,现代学者笔下强势出现的普尔西里亚皇后在埃瓦格里乌斯的《教会史》中几乎成为了隐形人,从《教会史》中很难看到普尔西里亚对马西安施政的任何影响。这样的一种差异是十分奇怪的。因为《教会史》是以保存了大量前人留下的着作、宗教会议记录和书信闻名于世,埃瓦格里乌斯凭借安条克大教长的支持能够随意使用教会藏书。因此,他不可能完全不了解上文提及的现代学者所依据的原始文献。显然埃瓦格里乌斯不是因为不了解,而是出于某种原因忽略了这位皇后的作用。
作为一名深谙罗马古典文化的历史学家,埃瓦格里乌斯有意或无意地忽略了马西安背后女人的实际影响力是可以理解的,这种来自于罗马时代男权传统的视角非常符合早期拜占廷时代的主流精神。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便是普罗柯比写作的《秘史》。在这部着作中,他对于女性直接参与政治生活表现得极为反感。如他不满查士丁尼的皇后塞奥多拉:
对于皇后,(传统是)不用对其特别表示敬意。但是当查士丁尼和塞奥多拉出现时,包括元老阶层的臣子不得不匍匐在地,尽可能远地伸展四肢,对他们施吻靴之礼……塞奥多拉甚至声称自己拥有接待波斯和其他国家使节,并赏赐他们钱物的权力。仿佛她就是罗马帝国的女主人一样———这种事是在历史上从来没有发生过的。27
埃瓦格里乌斯《教会史》的字里行间中也能够看出类似的观点,他并不认为女性应该参与政治生活。例如,他在记录汪达尔国王盖塞里克攻打西罗马帝国的史实时,片面地将这场灾祸归因于西罗马皇后尤多西亚为前夫的报仇行为:
处在悲痛中的女人通常是可怕和无情的……她劝说盖塞里克出其不意地攻打罗马人的领地,并且许诺为他提供内应。当她做了这一切后,罗马沦陷了。28
这种“红颜祸水”的论调在我们看来并不陌生。当然,埃瓦格里乌斯在作品中对于皇室女性总体是尊敬的,但是,他所尊重的只是她们高贵的身份,抑或虔诚的信仰,而不是她们的才能。如在记载马西安继位的过程时,埃瓦格里乌斯没有怎么描写普尔西里亚对于政局的重要影响,以及她在塞奥多西二世统治体系中的核心地位,而是着重强调普尔西里亚虔诚修女的身份,因此她和马西安的结合只是名义上的婚姻,这样一种禁欲的行为更加符合作为基督徒的埃瓦格里乌斯的道德观,他在作品中写道:
马西安娶了普尔西里亚为皇后,但是直到终老她一直保持着处女之身。28
从这段描述来看,普尔西里亚的形象仅仅是一位信仰虔诚的公主,而非精明强干的女政治家,她的作用只是起到了皇位传承工具的作用。与此同时,这段描述的主角显然也是马西安而非皇后,正是因为马西安的虔诚与宽容,才保全了普尔西里亚的贞洁。
在记载5世纪末期另一次皇位传承的过程时,类似的语言在《教会史》中再一次出现。泽诺皇帝去世后因为没有皇子,因此他的遗孀,也是利奥王朝创始人利奥一世的女儿———阿里阿德涅皇后选择了老成持重的阿纳斯塔修斯作为自己名义上的丈夫和帝国的新皇帝。这位皇后在继位过程中起到的重要作用堪比普尔西里亚。拜占廷文献《礼仪书》生动地描写道,聚集的人群在选举新皇帝的廷议上向阿里阿德涅高喊:
为帝国选个正统信仰的皇帝吧!为帝国选个罗马人的皇帝吧!29
然而,到了埃瓦格里乌斯笔下,这个继任过程被简化为了一句话:
阿纳斯塔修斯继承了泽诺的帝国和他的妻子阿里阿德涅。28
显然,对政局有重要影响的皇室女性又一次像普尔西里亚一样被埃瓦格里乌斯无视了,甚至这一次作者直白地把皇后也算作被继承的对象之一,这样一种以男性为中心的视角表现得更为鲜明。因此,在马西安的问题上,他将马西安的主要成就———宗教政绩全部归于皇帝,而让起到更为重要作用的皇后退居幕后也就不足为奇了。现代学者的视野显然更为开阔,他们依据史料,还原了普尔西里亚应有的功绩,势必削弱了马西安在这一领域的影响力,由此他们没有给予马西安以埃瓦格里乌斯那样的称赞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了。
(二)对评价马西安政绩实际效果的认知差异
与古代作家相比,现代学者还还原了马西安施政中被过度夸大的某些重要成就。如在外交领域,5世纪40年代之后,阿提拉率领的匈奴人成为了拜占廷人所面临的主要威胁,多次洗劫巴尔干半岛,迫使拜占廷帝国缴纳高额的贡金。到马西安继位时,他中止了贡金,这一举措得到了拜占廷史家的好评,称赞他的这一举措改变了让国库空虚的局面。30
然而,现代学者对马西安这一举措有不同的解释,他们虽然承认中止纳贡是正确的选择,但是却指出这更多是阿提拉战略抉择的原因。例如,特雷德尔戈尔德指出:
放弃这种绥靖的政策是因为阿提拉已经宣布了向西部帝国进军的意图。31
这种观点是可以从史料中找到依据的,现存普里斯库《历史》的残篇就记载到:
东罗马人说他们不同意继续支付塞奥多西时期的贡金。如果他(阿提拉)能够保持和平的话,他们可以赠送给他礼物……阿提拉还没有明确选择该先进攻哪一方,但是看上去首先向西部进军显然是他的最佳选择。32
约达尼斯的《哥特史》也有类似的记载:
汪达尔国王盖塞(瑟)里克得知阿提拉正在致力于征服全世界,于是派人给他送去了许多礼物,并催促他对西哥特人发动战争……因为受了盖塞(瑟)里克的贿赂,阿提拉决定发动这场他策划已久的战争。33
可见,在阿提拉已经表露出向西进军的战略抉择后,马西安停止缴纳贡金虽然也是审时度势之举,但也并无特别值得大书特书的过人之处。而他的汪达尔政策,则引发了更大争议。
在马西安统治时期,汪达尔人入侵意大利,最终攻陷罗马城对于帝国来说是一项重大的事件。作为东部帝国的皇帝,马西安却选择了按兵不动。对于他的这一举措,以埃瓦格里乌斯为代表的拜占廷历史学家并没有对其进行指责,反而为他进行了辩解。埃瓦格里乌斯在撰写马西安与汪达尔人作战被俘后受到神鹰庇护的神话时,特意强调:
盖塞里克把马西安叫了过来并且释放了他。但马西安被要求发下重誓,在成为皇帝之后将不与汪达尔人为敌……普罗柯比记载马西安在之后履行了承诺。34
显然,在埃瓦格里乌斯、普罗柯比和可能的原始出处作者普里斯库看来,马西安选择不救援西部帝国是履行个人承诺的君子之举。然而,正如这个神话本身都不可信一样,这一对马西安汪达尔政策的辩解也是软弱无力的。汤普森一针见血地指出:
这个故事的意图是十分明显的,它明显是为了给马西安不干涉西地中海世界的政策找借口……在5世纪中叶出现这个故事并被记录在或多或少类似正史的历史作品中,是否说明他需要为自己的政策进行辩护?35
而卡拉扬诺布鲁斯也对马西安的汪达尔政策提出了一定的批评:
马西安放任盖塞里克对不设防的意大利和西西里发动进攻。后者在之后的几年中,一到春季来临之时,就进攻意大利和西西里的海岸,掳掠奴隶并进行洗劫。36
公平地来看,马西安时期的外交政策并非是没有成效的。然而,正如文中所分析的那样,这些政策并无太突出之处。例如,5世纪的皇帝阿尔卡迪乌斯和泽诺同样通过“祸水西引”的政策将哥特人导向意大利地区,暂时维持了东部的安全,但是他们的政策却没有在同时期的历史学家那里得到和马西安一样的赞誉。因此,现代学者们没有给予马西安外交政策过高的评价是合理的。
(三)对评价马西安政绩价值取向的认知差异
如果说在宗教和外交政策方面,马西安还只是被古代作家过誉的话,那么在他另一项标志性的政绩———财政税收改革方面,在大多数现代学者看来,古代作家对他的称赞则是一种因为阶层利益而产生的价值取向上的偏见。
马西安在位时期实行了一些减轻税收的政策,这一举措为他在拜占廷史料中赢得了极高的声誉。埃瓦格里乌斯称赞他道:
在对待财富的态度上,他既不认为应该大量积蓄,也不认为应该任由税务官横征暴敛。而是认为财富应该用来扶贫济弱,同时还要保证富人家产的安全。34
从这样的描述中,我们似乎应该对马西安的税收政策持肯定态度。然而,如果细究他所减免的税种,也许就会得出不同的结论。马西安时期废除的最为重要的税收是一种基于土地的财产税———follis,37也就是埃瓦格里乌斯所言的“保证富人家产安全”的一项税收。根据5世纪历史学家左西莫斯记载,是君士坦丁大帝开征了这一税种:
他开列了一张最富有人的名单,并向他们强加了被称为follis的税收。38
这样的说法得到了现代学者的认同,但是埃瓦格里乌斯对这种说法极为不满。君士坦丁作为第一位基督教皇帝和圣徒,得到了拜占廷教会史家的高度赞扬。埃瓦格里乌斯显然不能接受君士坦丁与这一税收联系在一起。为此,他在作品中特意用大段篇幅驳斥左西莫斯:
左西莫斯说君士坦丁最先制定了所谓的folli s税……这位皇帝是如此的慷慨大度,你怎么能说他如此怯懦和吝啬地制定了如此值得诅咒的税收呢?39
左西莫斯和埃瓦格里乌斯同属于拜占廷的贵族阶层,他们虽然对是谁发明了这项财产税观点相左,但是反对这项税收的态度其实是一致的。显然,这是一项并不受贵族阶层欢迎的税收,因为他们正是它的征收对象。
马西安废除这项税收显然会受到贵族们的欢迎。事实上,他的施政都是建立在贵族精英统治基础之上的。公元5—6世纪是拜占廷大地产者势力急速发展的时期,马西安没有像之后的查士丁尼那样采取加以限制的措施,反而通过税收政策默许了他们的特权。这样劫贫济富,以贵族利益为出发点的举措没有得到现代学者的认同。例如,琼斯认为:
如果采取任何减免税收政策的话,那么follis应该是最后一项被废除的税种。40
汤普森更是写道:
如果不是因为他是一位“元老院的”皇帝的话,马西安本应一无是处……马西安废除了对元老们财产征收的follis税……也许如塞奥法尼斯所言,他的统治是一个黄金时代,但是,那应该是那些元老贵族们的黄金时代。41
汤普森一针见血的论述反映了一个事实———即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拜占廷帝国掌握历史书写话语权的是那些贵族精英知识分子。尽管在撰写历史的过程中,他们都会标榜客观公正的原则,但是当本阶层利益遭到损害的时候,他们难以避免地会受到情感的左右,从而影响了自身的价值判断。
5世纪末期的另一位拜占廷皇帝阿纳斯塔修斯可以说是马西安的反证。这位皇帝在位期间因为在宗教立场上倾向于被定为异端的基督一性论,同时实行了多项财政税收改革等原因,并没有在当时得到如马西安一样的赞誉。埃瓦格里乌斯在作品中除了批评他的宗教立场之外,还对他的增税政策多有非议:
阿纳斯塔修斯还有一些事情做得并不好,那就是他制定了所谓的黄金税,以及将很重的军队开销强加给了纳税人。39
然而,阿纳斯塔修斯的政策却真正地促进了帝国的发展,在现代学者笔下,他是比马西安更为出色的财政改革家。尽管他在位期间面临着远比马西安更为恶劣的局势,并进行了更大规模的公共建设,需要耗费更多的金钱。但是他凭借出色的货币与税收改革,使5世纪帝国经常面临的财政困境完全扭转。他在去世时给国库留下2300万诺米斯玛金币巨额的储备。正是由于这笔财富,查士丁尼才得以在他统治的早期进行耗资巨大的远征,42从而为6世纪帝国公认的第一个“黄金时代”奠定了基础。因此,由政策的结果而论,当现代学者提起拜占廷帝国早期重要的改革家时,阿纳斯塔修斯的名字显然会远远地排在马西安之前。
综上所述,埃瓦格里乌斯在史料价值受到高度肯定的《教会史》中描绘了一个近乎完美的马西安皇帝形象。作为在拜占廷帝国早期一位政绩和影响力并不拔尖的皇帝,马西安能够得到毫无利益关系的历史学家的赞扬,是因为埃瓦格里乌斯等基督教贵族知识分子受到自己以及当时主流价值标准的影响,对于马西安的表现高度认同,为此进一步塑造他的传奇形象。
然而,现代学者对于马西安形象的不同看法是因为他们对马西安标志性政绩的参与者和影响力有了更为深入的认识,并以更为客观中立的立场扭转了古代学者的偏见。马西安在他们作品中不再具有《教会史》中相同的形象是一种必然。现代学者们并没有全盘否定马西安,甚至还会肯定他的个人品德,但是就从拜占廷历史发展的趋势来说,马西安在现代着作中地位的改变是其应有历史定位的合理回归,体现了拜占廷史研究的进步和发展。43
作为历史书写文本的史料必然包含个人立场和主观判断。现今在史料的研读方面,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已经注意到了对比不同史料以力求鉴别真伪的原则,尤其是涉及与作者利益攸关人物的判断时更是如此。但是,很多历史作品的作者往往会因为个人价值标准和现实生活背景对之前毫不相干的历史人物寄托自己的情感,从而形成对其形象的美化或丑化。对于这种现象,一方面可以通过史料比对加以甄别,力求最大限度还原历史的真实。另一方面则可以以此作为研究对象,分析作者如此塑造人物形象背后的原因,从而对当时社会发展特点和时代精神有更为全面的认识,实现研究视角的创新。
注释
1Theophanes Confessor, The Chronicle of Theophanes Confessor, Byzantine and Near Eastern History AD284-813, Translated with Introduction and Commentary by Cyril Mango and R oger Scott, O xford:Clarendon Press, 1997, AM5946.
2E. Gibbon,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Later Roman Empire, ed. by J. B. Bury, Vol.Ⅵ, New York:Fred De Fau Company 1907, pp.37~38.
3J. B. Bury, History of the Later Roman Empire, Vol. 1, New York:Dover Publications, 1958 reprint, p.236.
4E. A. Thompson,“The Foreign Policies of TheodosiusⅡand Marcian”, Hermathena, No. 76(1950), pp.58~75; R. L. Hohlfelder,“Marcian’s Gamble”, American Journal of Ancient History, Vol. 9(1984), pp.54~69.
5A. A. Vasiliev, History of the Byzantine Empire, Madison: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52, pp.104~106.
6G. Ostrogorsky, History of the Byzantine State, New Brunswick: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69, pp.59~60.
7C. Mango, Ed., The Oxford History of Byzantium, Oxford and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40.
8Evagrius Scholasticus, The Ecclesiastical History of Evagrius Scholasticus, trans. by M. Whitby, Liverpool:Liverpool University Press,2000,Ⅱ.8.
9(6)Evagrius Scholasticus, The Ecclesiastical History of Evagrius Scholasticus,Ⅱ.1.
10Evagrius Scholasticus,“譩vagre, Histoire Ecclésiastique”, trans.by A. J. Festugière, Byzantion, 45(1975), p.258, Note 2.
11Procopius of Caesarea,“Histories of the Wars”, ed. and trans. by H. B. Dewing, Loeb Classical Library, London:William Heinemann&N ew York:G. P. Putnams Sons 1914,Ⅲ.ⅳ.1.
12(4)Evagrius Scholasticus, The Ecclesiastical History of Evagrius Scholasticus,Ⅱ.1.
13Eusebius Pamphilus, Church History, NPNF2-01, general editor Philip Schaff, New York:Grand Rapids, 1890,Ⅹ.Ⅸ.
14Sozomen, Ecclesiastical History of Sozomen, NPNF2-02, pp.282~613, general editor Philip Schaff, New York:Grand Rapids, 1886,Ⅰ.Ⅶ.
15可参见武鹏、田明：《五世纪基督教会的两次基督论神学争端探析》，《历史教学》（下半月刊）2008年第11期。
16(2)(3)(4)(8)(9)Evagrius Scholasticus, The Ecclesiastical History of Evagrius Scholasticus,Ⅳ.40、Ⅳ.41、Ⅱ.1-2、Ⅱ.4、Ⅲ.1、Ⅱ.1.
17埃瓦格里乌斯曾经在《教会史》第6卷第1节中引用过普鲁塔克的名言“罗马的美德和机遇彼此达成了一致”，Evagrius Scholast icus, The Ecclesiastical History of Evagrius Scholasticus,Ⅵ.
18C. Mango, Ed., The Oxford History of Byzantium, Oxford and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103.
19G. F. Chesnut, The First Christian Histories, Macon:Mercer University Press, 1986, p.242.
20(2)(3)(6)(7)Evagrius Scholasticus, The Ecclesiastical History of Evagrius Scholasticus,Ⅴ.13、Ⅴ.9、Ⅵ.1、Ⅳ.32、Ⅵ.1.
21Zosimus, New History, trans. and commentary by Ronald T. Ridley, Canberra:Australian Association for Byzantine Studies, 1982,Ⅰ.5.(2)~(3).
22Procopius of Caesarea, The Secret History, trans. by G. A. Williamson,New York:Penguin Books, 1983, 3.9-11.10.6.
23Evagrius Scholasticus, The Ecclesiastical History of Evagrius Scholasticus,Ⅱ.1.
24A. P. Kazhdan, ed., The Oxford Dictionary of Byzantium, New York and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pp.1757~1758.
25参见C. S. Hefele, History of the Councils of the Church, New York:AMS Press, 1972, Vol.3, pp.269~271.
26K. G. Holum, Theodosian Empresses:Women and Imperial Dominion in Late Antiquity,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2, p.224
27Procopius of Caesarea, The Secret History, 30.23-24.
28(3)(5)Evagrius Scholasticus, The Ecclesiastical History of Evagrius Scholasticus,Ⅱ.7、Ⅱ.1、Ⅲ.29.
29Constantine Porphyrogennetos, De cerim, 418-419.引自“前荷马至后拜占廷希腊原文古籍电子数据库”（TLG）。另可参见G.O strogorsky, History of the Byzantine State, p.64.
30J. B. Bury, History of the Later Roman Empire, Vol. 1, p.236.
31W. Treadgold, A History of the Byzantine State and Society, 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p.98.
32R. C. Blockley, ed., The Fragmentary Classicising Historians of the Later Roman Empire:Eunapius, Olympiodorus, Priscus, and Malchus, Vol.2. Liverpool:Francis Cairns, 1983, p.307.
33[拜占廷]约达尼斯：《哥特史》，罗三洋译注，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116页。
34(8)Evagrius Scholasticus, The Ecclesiastical History of Evagrius Scholasticus,Ⅰ.1、Ⅱ.1.
35E. A. Thompson,“The Foreign Policies of TheodosiusⅡand Marcian”, pp.68~69.
36Ι.Ε.Καραγιανν仵πουλο,ΙστορíαΒυζαντινοΚρατο,Τ仵μοΑ, p.282.
37J. B. Bury, History of the Later Roman Empire, Vol. 1, p.237.
38Zosimus, New History,Ⅱ.38.(4).
39(6)Evagrius Scholasticus, The Ecclesiastical History of Evagrius Scholasticus,Ⅲ.40-41、Ⅲ.42.
40A. H. M. Jones, The Later Roman Empire 284-602, Vol.1, Oxford:Basil Blackwell, 1964, p.219.
41E. A. Thompson,“The Foreign Policies of TheodosiusⅡand Marcian”, p.72.
42W. Treadgold, A History of the Byzantine State and Society, p.281.
43拜占廷史研究名家舍甫琴科曾教导特雷德戈尔德说：“我们要尊敬拜占廷的历史学家们，却不能处处相信他们。”这句名言也可以作为本文最好的诠释。参见W. Treadgold, The Early Byzantine Historians, Title pag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