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监护”论的内容及其用意探讨

摘    要：　17世纪上半叶, 崛起于东北的后金势力对明王朝构成严重威胁。萨尔浒之战后, 明在与后金的军事角逐中连续败北。为恢复辽东, 明廷急需与朝鲜建立掎角之势。但朝鲜光海君因国力疲弱而不堪后金的军事威胁, 摇摆于明与后金之间。基于此, 徐光启在万历末年和天启初年两次提出了“监护朝鲜”的方略, 目的是控制朝鲜, 并防止其与后金的联结。与此同时, 辽东经略熊廷弼等人也提出了屯兵练兵朝鲜义州的战略。这是朝贡关系体系动荡时期明廷内部出现的对朝外交政策的一种变通论, 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两国间的彼此信任关系。

　　关键词：　徐光启; “监护朝鲜”; 朝贡关系;

　　Abstract：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17 th century, the Later Jin's forces that rose in the Northeast constituted a serious threat to the Ming Dynasty.After the Battle of Saerhu, Ming Dynasty suffered a succession of defeat in the military competition with the Later Jin.In order to restore Liaodong, Ming Dynasty urgently needed to form a two-sided attack to Later Jin with Chosun Dynasty. However, because of its weak national power, Chosun Dynasty's Guanghai Jun was unable to withstand the military threat of Later Jin and swayed between Ming Dynasty and Later Jin.Based on this, Xu Guangqi proposed the strategy of “guardianship of Chosun Dynasty”twice in the last years of Wanli and the early years of Tianqi, with the purpose to control Chosun Dynasty and prevent its connection with the Later Jin. At the same time, Liaodong Jinglue ( a high official) Xiong Tingbi and others also proposed the strategy of stationing and training troops in Yizhou, Chosun.This is a variation of the foreign policy of the Chosun Dynasty in the Ming Dynasty during the turbulent period of the tributary relations system, which affected mutual trust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to a certain extent.

　　Keyword：　Xu Guangqi; “Guardianship of Chosun Dynasty”; Tributary relations;

　　历史上的朝鲜王朝自开国之初就与明王朝建立了朝贡册封关系。其关系的性质，正如明太祖朱元璋所谓:“高丽限山隔海，僻处东夷，非我中国所治……尔礼部移文谕之，从其自为声教。”1在经历了200余年的和平稳定关系之后，随着明末国内局势的动荡，明廷内部出现了与传统朝贡关系体制相悖的对朝鲜关系论，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徐光启的“监护朝鲜”论。徐光启的对朝外交变通论，明廷内部的赞同者虽然不占少数，但并没有引起多大的波澜，而在朝鲜朝廷则引起了极大的震动，朝鲜为此派遣使臣赴京力争，最终这一举措未得以实施。“监护朝鲜”论之所以昙花一现，究其原因，朝鲜使臣的作用只是较少的一面，更为重要的缘由则在于此时的明廷在经济、军事等方面已经处于难以为继的地步，尤其是在与后金的战争中又一败涂地，急需与朝鲜形成掎角之势以应对后金。目前学界对于徐光启的“监护朝鲜”论，尚无专门研究。笔者认为，这一问题是研究明末朝贡关系体系震荡时期明、朝鲜及后金三方关系中不可忽视的一个环节，同时也是研究朝贡关系体制发展演变过程的一个重要内容。本文着重讨论“朝鲜监护”论的内容及其用意，并根据明廷臣僚的反应以及熊廷弼等人的屯兵朝鲜义州策，揭示这一外交变通论的本质问题。至于朝鲜的反应及其应对策略，鉴于韩国学者已经有相关研究成果2，本文不再赘述。

　　一、“朝鲜监护”论及其缘起

　　明万历四十七年 (1619) 三月，明在经历萨尔浒大败之后，六月又被后金攻陷开原，明王朝“将士覆没，辽阳、广宁岌岌不保，关内人心，惶惶靡措。”[1]106同年六月二十八日，徐光启上“辽左阽危已甚疏”，奏请“亟遣使臣监护朝鲜以联外势”，其内容如下:

　　臣窃惟逆奴累胜未遂深入者，后有北关，前有朝鲜，非彼贸首之仇，则我怀恩之属也。今开原不守，北关隔绝，鞭长不及马腹，必且折入於奴。朝鲜则师徒丧败，魄悸魂摇。昨传谩书恐吓挑激，鲜之君臣事势狼狈。既为逊辞复之，继以败将俘军羁留为质，且怵且诱，遂入牢笼，贽币饩牵，交酬还往，鲜奴之交已合，荡然无复东方之虑矣。从此安心西略，奚止唾手全辽。射天逆途，殊未可量。即使辽左尚存，而镇江、宽甸再有一失，朝鲜又为异域，后来以小攻大，鲜或不从，胁求假道，易于反掌。况奴之狼戾无亲，鲸吞莫厌，弟婿至亲，皆杀而并之，何有於鲜哉?二者居一焉，即我水路万里，皆为寇场矣。晋楚争郑终春秋之世者，为其左投左重，右投右重也。今结好朝鲜既是奴之狡谋，则联属朝鲜，即为我之胜算。臣考古制，天子使大夫监於方伯之国，汉开河西四郡，通西域，置护羌戊己校尉、都护、长史、司马，以控制诸国，断匈奴右臂。监者察其情形，护者扶其颠危也。朝鲜形势略似西域，寇氛之恶，亟於匈奴，安可置之度外乎?皇上数年宵旰，殚财竭力，争灭国於强倭之手，挚而与之;今者不赖其用，而弃以资敌，失策之甚者也。经臣杨镐咨行该国，激以大义，勉以自强，是矣。大义彼所夙谙，其如强威狡计，诱胁百出，宜须日夕提撕。至于自强之策，则该国素习文弱，岂能强勉?臣之愚计，谓宜仿周汉故事，遣使宣谕，因而监护其国，时与阐明华夏君臣，天经地义。加以日逐警醒，使念皇上复国洪恩，无忘报答。再与点破努贼之巧图恶，并是其故智，要盟伪约，岂足依凭?鲜之君臣明理蹈义，如此面命耳提，宁无感动奋发?察彼心神无二，就与商略戎机，令其渐强，可战可守。若被诱胁，情形变动，便当责以大义。一面密切奏闻，以便措置防范。大都出疆机事，难可豫拟，综其大指，不出监护二端。倘合济师及他申索，亦宜随时度势，斟酌听许。如此，即狂谋无厌，可以犄角成功。若暂守封疆，亦是辅车相倚。譬之弈棋，虽布闲着，实得外势，必胜之术也。此项差遣宜用大臣，但恐事机难料，仍须回顾国体。若选取名将，乃是战守急需，使事所重，又非全在武力。泛遣弁流冗职，只以辱国偾事而已。窃考词臣奉使该国，自有成规，臣今自荐，愿当此任。辽事急切，不必多抽士众，只须议定饷给，听臣选择参佐义从二百余人，中带巧工教师，以便相机应用。臣本文儒，未习军旅，封胥禅衍之功，何敢邃以自许?至如古之良使，传其信辞，士之有耻，不辱君命，臣虽不敏，窃有庶几之心。但此举兵家奇道，虽事等班超，而势非强汉，机欲潜深，法应秘密。出疆之日，身入羊群，实垂虎口，安危呼吸，宜资权变，事情迁贸，难拘一律。如蒙圣明特遣，受命以后，仍望稍假便宜，以求克济。伏乞圣裁。[1]113-115

　　在徐光启的奏疏中，首先言明了后金在“累胜”明军之后未继续进犯的原因是“后有北关，前有朝鲜”，北关即女真叶赫部，乃其“贸首之仇”，朝鲜则为大明之“怀恩之属”。而如今“开原不守，北关隔绝”，徐光启认为与努尔哈赤抗争的叶赫部必将被后金所征服，朝鲜则经“师徒丧败”之后，也已“魄悸魂摇”，不再有与明军共拒后金的勇气。

　　徐光启对朝鲜之所以得出上述判断，是因为已经得知来自辽东军门的有关朝鲜与后金一些传闻。萨尔浒之战中，朝鲜援军统帅姜弘立、金景瑞等在深河之役中率众投降后金。姜弘立虽然身在后金，但是战后的朝鲜并未对姜弘立等人及其家属有任何惩治举措。风闻这一情报的辽东军门，不免对朝鲜产生怀疑，认为朝鲜有私通后金之嫌。辽东韩参政对朝鲜译官李承允言:“汝元帅不战降贼，其情叵测。今闻尔国囚系投降将官家属云，然耶?”辽东将领于承恩为了探明朝鲜对后金的态度，甚至“遣其侄子于昌城，访察元帅家属囚系以去。”[2]

　　另一方面，朝鲜降将姜弘立与国内以及朝鲜与后金互通书信的情况也广泛流传于辽东地带。[3]因此，徐光启在奏疏中称:“昨传谩书恐喝挑激，鲜之君臣事势狼狈。既为逊辞复之，继以败将俘军羁留为质，且怵且诱，遂入牢笼，贽币饩牵，交酬还往”，认为“鲜奴之交已合”，后金“荡然无复东方之虑矣。从此安心西略，奚止唾手全辽，射天逆途，殊未可量”。以此，徐光启得出结论，“即使辽左尚存，而镇江、宽甸再有一失，朝鲜又为异域，后来以小攻大，鲜或不从，胁求假道，易于反掌。”从明与后金之后的战局发展态势以及1627年后金对朝鲜所采取的军事行动看，此时徐光启的预判还是相当准确的。

　　徐光启在分析开原沦陷后的三方情势之后，认为后金以威胁与拉拢的手段与朝鲜私通是其斩断明与朝鲜掎角之势的“狡谋”，而明廷则只要“联属朝鲜，即为我之胜算”，继而提出要“遣使宣谕，因而监护其国。”

　　此时的徐光启就如何应对朝鲜的持难、朝鲜与后金的媾和以及来自朝鲜朝廷的不可预知的反对势力，并没有提出具体的良策，所强调的惟有君臣之义、“复国鸿恩”等等而已。因为他深知“使事所重，又非全在武力”，而且明朝国力也非昔日可比，所谓“此举兵家奇道，虽事等班超，而势非强汉”，因此难免会“身入羊群，实垂虎口，安危呼吸”，故请求如能成行，资其以权变，并“稍假便宜，以求克济。”

　　徐光启果真认为凭借“华夏君臣，天经地义”能够说服朝鲜吗?如此，奏文中又为何请求“资权变”、“假便宜”?如果不是这样，请行朝鲜而“察其情形”、“扶其颠危”的真正意图又是什么?从徐光启本人的书信及其他文稿当中，不难发现他并不相信通过所谓的朝鲜“若被诱胁，情形变动，便当责以大义”就能取得改变朝鲜对后金态度的实际效果。早在萨尔浒之战的前一年，他在给老师焦竑的信中认为，如果征兵朝鲜二万，叶赫部一万，“两路牵制，一路出攻，约周岁之内”，便可击败后金。但同时，徐光启也认为如果“无粮无赏”，朝鲜并没有动力援助明廷，明与朝鲜的联合迟早会破裂。而联合叶赫部也只是权宜之计，甚至可能是养虎为患，说明此时的徐光启对朝鲜及叶赫部都不信任。3因而在开原陷落以及朝鲜与后金媾和传闻等因素的影响之下，始由征兵朝鲜改变策略为监护朝鲜。而监护朝鲜所要达到的目的，虽然在奏疏中仅仅提及“即狂谋无厌，可以犄角成功。若暂守封疆，亦是辅车相倚”，但真实的意图在两年后的天启元年 (1621) 五月十二日的“仰承恩命量力知难疏”中则表露无遗。奏疏中谓:“如前年朝鲜之行，听臣所请，纵未能擒奴馘李，亦足牵其内顾。”[4]191其中的“馘李”二字颇能表明徐光启监护的用意，足以表明徐光启所谓的“监护”实际上有干预朝鲜内政之嫌。同时亦可见，当时朝鲜对徐光启监护论意图的判断与担忧并非凭空想象。[5]271

　　在当时的明廷，认为朝鲜被后金威胁而与其媾和，并深感忧虑的臣僚也不在少数。时为辽东经略的熊廷弼就认为“朝鲜虽与中国世修邻好，原无他肠。但见三月出征以前，势在骑虎。三月以后，情若骑墙。况其强悍，不比北关。北关且灭，何况朝鲜。倘奴酋加兵城下，势必举国以降。朝鲜若降，借朝鲜之舻艘而犯我登、莱不难矣。”[6]熊廷弼在万历三十六年 (1608) 曾巡按辽东，熟悉辽东事务，对朝鲜经“壬辰倭乱”后的残败局面也颇为了解。熊廷弼结合当时朝鲜的国力，认为萨尔浒战前朝鲜出兵援助明朝，实际上是“势在骑虎”，左右为难。而且远比朝鲜强悍的叶赫部尚且屈服于后金，那么兵败深河之后，朝鲜也就不得不摇摆于明与后金之间，其所谓“情若骑墙”，至为透彻，由此也可见熊廷弼对当时辽东局势以及朝鲜有着非常清晰的判断，因此他与徐光启有相同看法也就不难理解了。时为云南道监察御史的张至发也认为，“但今奴酋，又胁结朝鲜，朝鲜君臣惴惴自保，能必其不阳衡而阴顺乎?阴顺，则舲舸南至，进而窥登、莱，深而窥徐、兖。山之东、淮之南，皆顺流而下，运道阻，则京师有坐困耳。”[5]271总而言之，疲弱的明朝内政外局，使得此三人都认为北关叶赫部必将屈服于后金，而如果再失去朝鲜对后金的牵制，那么无论镇江、宽甸之陆路，还是登、莱之水路，后金都会对明构成全方位的军事威胁，正是基于这种认识，促使了徐光启的第一次“朝鲜监护”奏请。

　　二、明廷内部反应

　　对于徐光启的“朝鲜监护”论，明廷臣僚大体上形成了三种意见。以吏部尚书赵焕为首的一派，主张差遣“左春坊左赞徐光启兼监察御史，如议量募兵训练，带往朝鲜，监护该国，就便练兵，以杜外势。照出使外国例，赐一品服色。”同时，派遣“吏科右给事中姚宗文，阅视辽东兵马钱粮，宣谕军民及北关诸虏，以联犄角。”[7]11173从赵焕的题请是“合大小各衙门官员公同会议”的情况来看，这一意见应在明廷当中占据多数。平素深得朝鲜使臣敬重，并且对朝鲜未有疑心的大学士方从哲此时也没有提出反对意见。 (1)

　　从文献记载看，当时明廷内部对徐光启的建议提出异议者寥寥无几，其中的代表人物是时任兵部尚书的黄嘉善。时，“光启辽疏条陈诸策，颇似识务，故台阁诸臣，或云:壮其义胆，服其忠猷;或云:晓畅兵事，智略出人。圣旨久不准下，则六部伏阁，联疏催下，兵部尚书黄嘉善，一言持难”，招致“科官劾以误国，请申三尺。”[5]274黄嘉善素来视朝鲜为忠贞之国，在熊廷弼、徐光启等人上疏表示对朝鲜疑惑的前几天，仍奏请允许朝鲜破例加倍购买弓面、焰硝等限购的军需物品，并请“乞温旨，奖其忠勤，则该国威恩图报，自当益励初心”，明神宗对此也予以认可。[8]11106-11107因此，黄嘉善的异议，应该在明神宗对监护论的决断上产生了一定影响。

　　另有一种意见是既赞赏徐光启“不辞险阻应援内地，厚诘兵戎，胆量识力自其壮志”的魄力，但又认为监护并不是当务之急，时任工科给事中的祝耀祖即持此议。他认为:“但今可虑者，不在朝鲜而在辽东，未有舍近而图远。兵之可练者，不在遐方而在中国，未有去实而课虚也。莫若用之近地，布威宣信，仗义鼓勇，或加以御史职衔，如翰林徐有贞、赵贞吉故事，庶训练有人，观听自改。”[7]11172也就是说，监护朝鲜并不能解决当前明朝面临的实际问题，不如谕之以天大国的仪礼及大国之威，或派遣监察御史宣谕朝鲜，使朝鲜断绝与后金交往。很明显，祝耀祖实际上与黄嘉善一样，是在坚持传统朝贡体制下的对朝外交政策。

　　上述三种条陈奏报明神宗的结果，黄嘉善和祝耀祖的建议得到了首肯，并根据祝耀祖的徐光启“不宜远差”的建议，着其在京留用。同年九月，徐光启被任命为詹事府少詹事兼河南道监察御史，管理练兵事务。[9]对于派遣姚宗文宣谕辽东的提议，明神宗认为“辽东有经略，今着姚宗文去，恐十羊九牧”，也被同时加以否决。[7]11173-11174

　　万历中期以降，明朝官员的奏疏多有“留中”现象，甚至事关辽东战局的紧急奏疏也常常“留中”而“不报”。云南道监察御史张至发在奏疏中称:“窃自我师三路丧衂，三月以来，诸臣请经略、请阅视、请募兵，皇上皆漠然置不报。”[5]271但对于有关朝鲜的奏疏，明神宗却即时下旨决断，看起来是比较匪夷所思的事情。不过，如果回顾以往明神宗对朝鲜的正面认识和亲近态度，却也可以认为是在情理之中。“壬辰倭乱”的前一年，朝鲜陈奏使韩应寅赴京“陈奏日本恐胁我国，欲入寇大明等情”，意外得到了面君的荣耀。“帝出御皇极殿，引使慰谕勤恳，赏赍加厚，降敕奖谕。皇帝久不御朝，外国使臣亲承临问，前所未有也。”[10]与此同时，明神宗还下旨称:“该国侦报，其见忠顺，加赏以示激励。”[11]另外，明神宗对于朝鲜事务主张实行不干涉其内政的政策。早在万历三十二年 (1604) 对兵部的谕旨中，明神宗已经表明了对朝鲜此类外交事务的看法:

　　朝鲜兵计，原宜该国君臣自强。若朝廷遣官训练，必有生端掣肘等弊，彼此皆为不便。尔部其行文移咨王及时修政，以图保国。果有重大声息，星驰奏来，以凭处置。[12]而徐光启的监护策，带有强制管辖朝鲜的意图，其在奏疏中以“汉开河西四郡”为例便是这一意识的集中体现。这本质上是要打破传统的朝贡关系体制，以此维护明朝的边疆安全。对于徐光启的“监者察其情形，护者扶其颠危”的主张和“选择参佐义从二百余人，中带巧工教师”，以便“练得鲜兵二万”[1]116的意图，明神宗应该心知肚明。因此可以说，徐光启的监护论并不符合明神宗一贯的对朝政策。更何况此时的神宗对于辽东战局并不大关注，甚至应该还存有较为乐观的态度。此前吏部尚书赵焕等上疏称“皇上勿轻奴无能为，且谓经臣既出便可御敌也”[7]11173，也可知明朝臣僚普遍认为明神宗对后金的军事实力并未看重。基于上述原因，徐光启的监护论被否决也就不难理解了。

　　三、驻兵练兵朝鲜义州论与再请“监护朝鲜”

　　在徐光启提出监护论的万历四十七年 (1619) 六月，素来与徐光启之对朝认识与策略不谋而合的熊廷弼被起用为“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经略辽东”，并于当年九月题奏“朝鲜贡道添兵疏”，主张在“朝鲜入贡必由之路”的镇江布置重兵。同年十一月，又提议“在镇江设兵二万人”，“半劄义州，半劄镇江，夹鸭绿而守”，均得到了神宗的认可。[13]熊廷弼的这一策略，虽然对朝鲜的干涉程度弱于徐光启的监护论，但就传统朝贡体制而言，两者并无本质差异。实际上，对朝鲜抱有怀疑态度的明廷臣僚在徐光启奏疏监护朝鲜的第二年，就已经开始关注与镇江一江之隔的朝鲜义州的战略地位了。当时刑科曾汝召与李奇珍等上奏称:“朝鲜监护之说，徐光启自请行，莫若遣刘时俊为宣慰护之，练兵于义州，资唇齿也。”[14]244此所谓的义州练兵，与熊廷弼之屯兵策并无不同。但是，此次屯兵朝鲜义州的策略，由于“兵部所调援兵，俱是纸上虑数，十无二三到辽阳者”而未能如期落实，[15]11276以至熊廷弼慨叹“镇江添设之兵将何在?四路各设重兵何在?则前议亦纸上之空谈耳。”[16]11315可以看出这一举措未能得以实施的原因，与徐光启的监护论亦有诸多雷同之处。

　　令人意外的是，明神宗对熊廷弼屯兵朝鲜的提议并没有加以反对。其中缘由，应该与朝鲜的三次上奏有关。在熊廷弼奏请“添兵”和屯兵的当年五月和十一月，神宗接到了朝鲜两次告急奏本。奏本中朝鲜历数后金“势凶逞益炽”、“凶奴嫚书狂悖”、“欲谋吞噬”之形，并陈“小邦危逼益急”之状，神宗下旨“作速议覆，称朕悯恤保全至意”，令兵部妥善应对。[8]11252同年十月，辽东巡抚周永春奏言:“镇江为朝鲜入贡必由之路，又登、莱之咽喉，而金复四卫之门户也。镇江一失，朝鲜必亡，海道必绝。乞敕下兵部议添兵将，以固东藩。”[17]神宗亦当即令兵部速为议覆，从中可见神宗对朝鲜的关注程度。因此，在熊廷弼奏“朝鲜贡道添兵疏”时，神宗的旨意是“务使兵力强盛，足为朝鲜声援。”[15]11276到了第二年，熊廷弼由于缺兵少将无法屯兵镇江等地，进而奏请调兵，神宗下旨:“朝鲜告急，应调援兵，着该部作速议覆。”[16]11315也就是说，明神宗对于在镇江部署兵力，每次都即时下达旨意，令兵部从速议覆，所强调的都是对朝鲜的保全，符合神宗一贯的“字小”原则。因而允可明军在朝鲜义州的屯兵之策，也是神宗出于保护朝鲜，使其免于后金兵祸的关键而又真实的意图，并不能等同于徐光启试图打破传统朝贡关系体制的“监护”论。

　　万历四十八年 (1620) ，朝鲜就其与后金媾和的传言、明对朝鲜“或将宣谕，或要监护”以及屯兵朝鲜等事由，派出辩诬使臣赴京。朝鲜辩称与后金之往来，实是“相继制权，兵家胜算;阖辟驰张，待夷常道……小邦今日既无可谕之端，亦无可监之机，乃欲置之于虞疑之地，至烦外服之建置乎。”明神宗令兵部和礼部议覆，兵部认为:“该国世笃忠良，只以胡使往来，书词酬应……宜给敕书一道，俾经略颁示该国，以彰天朝字小之仁，以寝狡夷构诬之计。”礼部亦谓“不得执道路之流言，疑忠顺之属国。”其时，阅视边务的吏科给事中姚宗文也认为，屯兵朝鲜义州，非朝鲜所愿，应“厚赍以嘉之，使自为守备，作我藩屏。在我镇江等处，如臣疏议，别为防守之策，庶使朝鲜得声势相倚，有所恃而无恐矣。”[18]如前所述，明兵部尚书黄嘉善曾对徐光启的监护论持有异议，而大学士方从哲亦对朝鲜素有好感，姚宗文则素与熊廷弼不合。4有了上述朝鲜国王的辨疏，兵部、礼部的议覆以及姚宗文的奏疏，一心“字小”的明神宗自然采纳了他们的意见，熊廷弼的义州屯兵策也就宣告失败了。

　　及至天启元年 (1621) ，明熹宗再次起用徐光启。徐光启入朝之后便建言“多铸西洋大炮以资城守，帝善其言。”[19]徐光启趁势于五月初九日再次进呈“监护朝鲜”疏，十二日，“奉圣旨:这开写疏内，有此时当议行的，该部仍再查覆。”[1]115奉旨当天，再上“仰承恩命量力知难疏”，称“臣自知自量，则身非可用，而言或可用……万一用臣之言，而相时度势，臣之绵力有可自效者。如前年朝鲜之行，听臣所请，纵未能擒奴馘李，亦足牵其内顾。至于今日，又可北连江夷，西接矿民，为恢复之计。如此之类，臣自请行，亦不敢避难也。”[4]191时隔近两年之后的徐光启依然坚持自己的对朝方略，并认为当年如果采纳了他的建议，此时的明军将已经与海西女真的叶赫等部连成一片，形成对努尔哈赤的联合阻挡之势。

　　此时明与后金角逐的战局态势较之两年前更加恶化。在徐光启首次奏疏“监护朝鲜”后的万历四十七年 (1619) 七月，铁岭陷落，不久，努尔哈赤的死敌叶赫部被其击破，喀尔喀蒙古也归顺了后金。第二年，明神宗卒，光宗继位一个月亦卒，熹宗再继位。明朝政局一年三变，朝廷内部党争亦日趋白热化。及至天启元年 (1621) 三月，后金又陷沈阳、辽阳，“数日间，金、复、海、盖州卫悉传檄而陷”[20]，辽东之地几乎尽归后金所有。当时，“辽阳初失，远近震惊，谓河西必不能保”，于是广宁巡抚王化贞上疏，一方面“请鼓舞诸人，优以爵禄，俾自奋于功名”，另一方面又请“诏谕朝鲜，褒以忠义，勉之同仇”，明熹宗俱加以应允。[21]725于是，“追恤三路死事”，“其朝鲜将官金应和等八十三员，移文彼国，从厚赠录”[22]，并“给银”，令朝鲜“本国致祭”[23]。也就是说，此时明面临着辽东尽失，广宁危机，而如果广宁不保，则山海关门户洞开，危及京师的局面，因此，明廷怀柔朝鲜犹恐不及，以期“决奴连和朝鲜之谋”，更遑论监护朝鲜了。这是徐光启第二次奏疏宣告流产的重要原因之一。

　　此外，天启初年的明廷已经无法向徐光启提供“监护朝鲜”所需的财力和军力。史料记载，万历中后期的财政已经是“帑竭藏空”、“国储若洗”，[24]有学者认为，辽东战事爆发之后，“明朝财政的实际景况真是残灯如豆、风雨飘摇。”[25]至于明朝的军力状况，亦如徐光启在给熊廷弼的书信中所描述的，“读别札，知辽城守备，全无足恃。人非其人，器非其器，且无将无马”[26]，已经达到了极其困窘的地步。加之时任兵部尚书的崔景荣与徐光启间的紧张关系，5都使得徐光启的对朝策略难以实施，就连他本人不久也被排挤出朝廷之外。

　　与万历四十七年 (1619) 的情形极为相似的是，当徐光启的第二次奏疏没有了下文之后，熊廷弼再次出面，提出联合朝鲜的“三方建置”策，奏请以镇江为基地，派“一智略臣，前往该国，督发江上之师，就令权驻义州”。具体来说，就是“敕谕慰劳”朝鲜君臣，派“习知鲜、辽形胜要害与民情土俗”的南路监军梁之垣督发朝鲜将士，并“诏书悯恤辽东官军士民之逃鲜者，招集团练以成一旅，与丽兵合势。”[27]这里虽然未提及屯兵，但派梁之垣招募明辽东逃难至朝鲜的军民，显然有练兵于朝鲜义州的意图，同时还有监督朝鲜，防止其与后金联结的目的。实际上，当时熊廷弼对朝鲜的忧虑还是接近于事实的。朝鲜史料载，此时的朝鲜与后金“往来不绝，天朝致疑日深，辽广诸镇莫不疑阻。”[28]但是，与徐光启有所不同的是，熊廷弼在辽东布局中始终不愿放弃义州的更为重要的原因是，在其“三方建置”的方略当中，义州“东南大扼要处”的地理位置着实不容忽视。

　　正如熊廷弼所说的一样，“三方建置”策提出不久就变得“有名而无实”了。[14]248究其原因，除了前文所述的明廷财力、兵力、军械严重不足之外，根据《明史》的记载[21]725，还可以大致归结出以下几点原因。其一，熊廷弼得在朝廷之中比较孤立，“朝士多厌恶之”，特别是在弹劾宁夏总兵杜文焕等问题上，与兵部尚书张鹤鸣结怨。熊廷弼上疏称“咨部问调军之数，经今两月不答”，便是典型的例子。其二，熊廷弼“有经略名无其实”，与其共图恢复辽东大计的广宁巡抚王化贞手握兵权，“广宁有兵十四万，而廷弼关上无一卒”。由于二人之间“有隙而经抚不和”，熊廷弼无法实施其战略意图。他的三方建置是“必使兵马器械舟车刍茭无一不备，而后克期齐举，进足战，退亦足以守”的方略，而受王化贞所遣的毛文龙取得了所谓的“镇江之捷”，熊廷弼认为这是“乱三方并进之谋，误属国之。目为奇功，乃奇祸耳”。于是，“贻书京师力诋化贞”，导致两人关系日益恶化。而兵部尚书张鹤鸣对王化贞却“深信之，所请无不允”。其三，张鹤鸣对派往朝鲜的梁之垣“故稽其饷”，加之陆路贡道阻隔，致使梁之垣在天启四月才到达汉城，而此时作为“三方建置”中重要一环的广宁，已经溃败于后金，最终练兵朝鲜义州策也化为乌有。

　　四、结论

　　17世纪上半叶，随着后金的崛起，明王朝的国运日趋衰败，东北防御受到强有力的挑战。同时，经历长达七年之久“倭乱”的朝鲜面对后金这一强邻，也感到力不从心，对国家安全同样表现出极大的忧虑。特别是在决定辽东战局走向的萨尔浒之战以后，朝鲜光海君实行了所谓的“两端”外交政策。风闻朝鲜与后金有密切往来的明廷，为了挽救国家危机，同时防止朝鲜倒向后金阵营，明廷内部出现了强制控制朝鲜的徐光启之“朝鲜监护”论。徐光启提出这一对朝策略的历史依据是，“臣考古制，天子使大夫监於方伯之国，汉开河西四郡，通西域，置护羌戊己校尉、都护、长史、司马，以控制诸国”，很显然，其所举先例，都超出了东亚传统朝贡册封关系的内涵，与元朝时期与高丽的所谓“变质”[29]的朝贡关系，也即支配性的关系更相类似。其实质是对传统朝贡关系体制的变通，一改明初以来对朝贡体制的认识。而朝鲜作为这一传统朝贡秩序中最核心的一部分，所受到的冲击最大。如果打破维持了数百年的朝贡体制的基本格局，也即不干涉朝贡国内政的“字小”政策，实际上也就意味着朝贡体制行将破裂。

　　熊廷弼等人的屯兵、练兵朝鲜义州策，与徐光启的监护论相比，虽然对朝贡国的干涉在程度上有所减弱，但就传统朝贡体制而言，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诚然，熊廷弼等人的屯兵策最为直接的目的是强化镇江“东南大扼要处”的作用，以期与朝鲜形成相倚之势，并达到恢复辽东、使朝鲜免于被后金攻击的战略目标。但是，作为朝贡国的朝鲜对此却深表疑虑，认为“如徐光启监护之议，张至发阴顺之说，迭相唱和，论议峥嵘，经略留兵义州之请，亦安知与徐、张所见相为表里乎?”[30]对于朝鲜的想法，谙熟辽东及朝鲜局势的熊廷弼并非不知，但在辽东危急万分时期，两次提出这一策略无非是基于国家利益至上的理念，而朝鲜的自主国家地位显然是被置之度外了。这在古代不平等的朝贡关系格局中，也并非没有先例可循。因此，朝鲜对于明廷欲屯兵义州之举，虽然忧虑明军入其境内会带来种种弊端，但也感到束手无策。6

　　总而言之，虽然徐光启的监护策和熊廷弼的屯兵策都未能得以实施，但却给朝鲜朝廷带来了极大的震动，也使两国关系蒙上了一层相互猜忌的阴影。原本就对明廷国力抱有怀疑态度的朝鲜光海君，在之后的对明政策上变得更加消极，而愈发积极笼络后金，以期免于后金的军事威胁。而明廷虽然也了解到“朝鲜逆节已着”，但鉴于江河日下，自救不及，也只能采取观望与默认的态度而已了。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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