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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相信通过我们的不断努力和追求，一定能够实现与客户的互利共赢！ 第一章 绪 论
第一节 研究目的及意义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素有“东方巴黎”、“东方伦敦”之称，经济发达、文化繁荣、华洋杂居，是一座现代化的国际都市。当时的上海已是全国最大的城市，集金融、贸易、交通、通信中心为一体，也是东方最大的港口，散发着现代文明气息的上海对国内外人士产生了强烈的吸引力。
日本吞并韩国以后，由于日帝的残酷压迫，韩国不少知识分子和爱国青年为寻求国家独立，以及对现代文明的渴望纷纷来到中国。在中国的众多城市中，上海是与韩国关系最为密切的城市之一。随着上海作为中国经济文化中心地位的巩固，1919年4月，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在上海成立，越来越多的韩国人开始聚集到上海。这其中有不少是当时有名的作家、名人。据史料的记载，从1910年至1950年南北战争之前，曾经来到中国上海的韩国文人、作家多达数十人，其中包括春园李光洙、诗人朱耀翰、吕运亨、金沼叶、金光洲、皮千得等，他们留下了大量以上海为背景的小说和纪行文。
卡雷将形象学定义为“各民族间的、各种游记、想象间的相互诠释。”[1]纪行文作为一种独特的文本，是主客观的统一体。旅行是一种认识他者的过程，纪行文则记录了旅行中的风景与感官体验。透过这些纪行文我们可以更直观地感受到，在近代殖民地的社会现实下，韩国知识分子在面对现代化的上海时的复杂心情、对现代化的憧憬和向往、以及对本民族的未来的思考等一系列心理体验。纪行文的这种特殊性是小说所无法替代的。
韩国近现代文人的主观思想与上海客观的环境相混合所产生的这些纪行文也许并非完全真实客观，却生动地记录了当时上海作为国际化大都市应有的繁华，部分人敏锐地觉察到了繁华背后的阴暗，并对这种带有殖民性质的社会现实进行了批判，是研究当时上海真实情况的重要材料之一。上海的繁华开启了韩国知识分子对现代化的向往，同时，繁华背后的黑暗又引发了他们对现代文明以及本民族未来的思考。因此，对这段时期韩国文人在上海所写纪行文的研究就显得更为重要。
因此，本文拟以1910-1950年上海纪行文为对象，在利用韩国现有纪行文资料的基础上，结合中国方面的材料，重点分析韩国文人眼中的上海。对这一时期上海纪行文的研究不仅可以考察韩国人面对上海时的心理历程，也能解读殖民地时代韩国文人对现代化和殖民地现实的反省意识。此外，这也是补充近现代时期上海研究的重要资料之一。
第二节 研究史
文学创作中，以上海为背景的写作由来已久。20世纪80年代以来，城市文学研究成为一个热点话题，上海城市文学的地位也越发重要。近年来对上海城市文学的研究可谓硕果累累，论文、专著层出不穷。中国方面的著作，重点考察了20世纪前半期上海的现代性、复杂性、矛盾性、以及上海怀旧等内容。。
有关韩国人与上海地区的研究众多，但大多数集中在独立运动史方面的研究上，特别是与大韩民国临时政府的相关研究甚多。作为一个国际化大都市，上海容纳了太多的异乡人。因留学、避难、出差、或是亡命到中国上海的韩国现代文人也不在少数，他们以上海为背景留下的文学作品和纪行文对于研究中国上海与韩国之间的关系有着重要意义。
那么韩国人眼中的近现代上海究竟是何种面貌？孙志凤最早在论文《1920-1930年代韩国文学中上海的意义》[2]中，从新闻资料、诗、小说三个方面讨论了韩国文学中的上海形象，指出对现代化城市的憧憬和对殖民性社会现实的同感，是此时期上海写作的主要原因，并对殖民性的上海提出了批判。
此后，有部分论文在研究韩国近现代文学作品与上海的关系时，涉及到韩国人的他者体验和自我形成[3]、上海的现代性和复杂性[4]、作为假想空间的上海的革命性[5]等方面，但大都未触及到韩国知识分子在言说上海形象时对现代化的认识。中国的崔一和金虎雄等已经开始触及这一方面，并从中国观与现代认识的角度出发论述韩国知识人眼中的中国上海。
《韩国现代文学中的中国形象研究》[6]一文中，崔一在第三章中论述了中国城市形象。其中以上海、哈尔滨为重点研究对象，以部分纪行文和小说为依据，分析了华丽的城市形象、城市虚像背后的贫困和罪恶，最后又剖析了对上海的“迷恋”及“批判”。文章从现代化的角度出发，较为详细地描述了韩国现代文学中的中国上海的形象。金虎雄在《韩国文学与上海》[7]一文中，通过分析韩国现代作家的部分纪行文和部分作家的代表小说，重点讨论了韩国现代文学家的中国观以及对现代化的认识。
通过对国内外研究史的考察可以发现，无论是中国还是韩国在研究韩国现代文学中上海形象这一问题时，均以部分作家的文学作品[8]为研究的侧重点，以此来概括上海的城市形象。目前学界对上海纪行文的专门研究并不多见，并且主要集中在城市形象及殖民性方面，中国方面从韩国人的视角出发考察上海纪行文的研究更少。本文以韩国现代纪行文为对象，同时结合中国的众多研究成果，在分析纪行文中的上海的城市形象的基础上，试图概况纪行文中的西方人、中国人、韩国人等不同的人物形象。并由此考察韩国人在面对上海时的心理历程，以及对现代文明和本国现实的反思。
第三节 研究方法及研究范围
既然是对韩国现代文学中中国上海形象的研究，本文所采用的研究方法主要是比较文学中的形象学理论。巴柔认为形象是：“在文学化，同时也是社会化的过程中得到的对异国认识的总和。”[9]也就是说，比较文学形象学研究的主要是他者形象。本文中的他者形象正是韩国现代作家纪行文中的上海。
韩国近现代有关上海的纪行文，记录了当时中国上海的情景。“一切形象都源于对自我与‘他者’，本土与‘异域’关系的自觉意识之中，即使这种意识是十分微弱的。”[10]此外，“他者是认识者的主体情感、思想、知识结构与异国的社会生活、人情风貌相结合的产物，是两者的混合物。”[11]因留学、出差、流亡到中国的韩国作家、文人在描绘中国的情况时，必定带有‘自我’和‘本土’意识。
“一个社会在审视和想象着‘他者’的同时，也进行着自我审视和反思。”[12]在描绘异国形象时，实际上也刻画着作家自身和本国的影子。这一时期来到上海的韩国作家在憧憬上海的国际化和现代化的同时，也觉察到了殖民地背后残酷的现实。对上海下层民众的同情和对西方殖民者的憎恶，也正是他们把上海想象成韩国的替代者而进行的一种言说，上海形象事实上也是韩国作家对本国现实的某种表述。“传播就是‘在大部分情况下，传者向受者传递信息旨在改变后者的行为。’”[13]韩国现代纪行文是作者主客观相结合的产物，通过揭露上海现代化过程中的各种黑暗和殖民性，以及对人性的肯定，是作者试图教育本国民众的一种尝试。
本文中现代的具体范围是1910年到1950年，纪行文则主要是指这一期间韩国各类报纸上刊登的纪行类作品。具体包括随笔、纪行两个方面，同时借鉴当时相关的新闻报道进行辅助分析。
论文主体包括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分析上海韩国纪行文产生的背景。内因主要是韩国国内的日帝压迫以及对现代化知识的渴望，外因主要是上海的吸引力，包括上海租界的有利条件等等。第二部分重点分析韩国知识分子纪行文中的上海形象。着重刻画上海发达的都市文明、各阶层的生活面貌、以及畸形的城市文化等方面的内容。第三部分重点考察纪行文中的西方人、中国人、韩国人等人物形象。
[1]孟华：《比较文学形象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19页。
[韩]郑豪雄：《韩国现代小说与上海》,韩国语言文化，2008年，第36期，275-297页。
[6]崔一：《韩国现代文学中的中国形象研究》，延边大学博士论文，2002年。
[7]金虎雄：《韩国文学与上海--以韩国现代文学家的中国观与现代认识为中心》，韩国学论文集，2010年, 79-93页。
[8] [韩]崔珞玟：《从金光洲的文学作品看海港都市上海和韩人社会》，东北亚文化研究学会，2011年，第26期，185-202页。
[韩]赵斗涉：《朱耀翰上海诗的近代性》，韩国语言，2001年，第21期，267-286页。
[韩]姜智熙：《上海和近代文学的城市翻译--以朱耀翰的小说为中心》，梨花国语论集，2011年，第29期，25-47页。
[9]孟华：《比较文学形象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154页。
[10]同注1，150页。
[11]叶绪民等主编：《比较文学理论与实践》，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年，154页。
[12]同注1，156页。
[13]胡正荣、段鹏、张磊编：《传播学总论》，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年，52页。
